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为什么会连环追尾？
作者：赵月斌
大约三年前的春天，某网出现一个帖子：《李锐剽窃刘继明吗？！》，宣称李的《扁担》（首发于《天涯》2005年第2期）和刘的《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首发于《山花》）情节多有雷同，有“剽窃”之嫌。此言一出，引了一阵不小的骚乱，先有“愤青”大加愤慨，咬牙切齿地送出了“无耻”二字，更多的则是难以置信：堂堂李锐怎么会做出这等糙事？果然，很快就有人指出：这两部小说应该都是根据前两年的一个新闻写的，如情况属实，说明二作家共同剽窃了“新闻”。
紧接着，李锐发帖证实了这一点：“《扁担》的故事梗概并非是我虚构的……这件事曾经在媒体上广为流传，我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这个故事的。”
刘继明在答记者问时也承认：“的确如他（李锐）说的那样，这两篇小说都是根据一则新闻创作的，不存在所谓剽窃的问题。”
原来，造成这场事故的原因只是题材的不慎“撞车”而已。对于这一事实，李锐曾有如下说法：“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受伤后被老板抛弃，最后自己千辛万苦爬回了老家。……因为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所以，我的《扁担》要写的不是一个伤残的农民工如何回家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的死而复生，要写的是一个人自己为自己的‘创世纪’。”
一个故事，就是“这件事”的价值。当然，作家没必要在意那位农民工名叫什么，也没工夫考究他为何受伤害，回家后会怎样，因为作家有更高远的追求，“死而复生——创世纪”，这是何等神圣的事业，既如此，我们只能祈祷作家把这个故事发扬光大，希望他写出的作品堪比《圣经》。
但是，虔心读过《扁担》之后，却发现作者不过是绕着“事实”拉磨，为了向其“农具系列”靠近，无非是把主人公的爬行工具换成了“扁担”，他所辩称的宏大主题不过是高天上流云。
至于刘继明的《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除了把故事的结局改造得更加荒诞（主人公坐错了火车，又返回了事发地），更是对事实的重笔“临摹”，作者所做的，无非是借助于第一人称，把“我”的遭遇文字化、细节化而已。
的确，由于媒体的反复报道，李、刘小说所写的“新闻小说”已广为人知。随着记者的多方位多角度的调查、跟进，人们不仅可以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可以透过摄像机的镜头，亲眼目睹当事人的真实面貌，亲耳听到他的陈述，他的一个眼神、一声哽噎或者一时沉默，都可能让你大为触动，让你心系真相，流露真情。在这种前提下读小说，显然没办法让感情降至零度，也必定会有所比较：如果仍是变相的新闻报导，甚或不如新闻报导有深度，这样的“文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也是在那场争执中，李锐郑重指出：“以真实的事情为材料，或者因为一个报道的激发而写出一篇小说，甚至同样的一个题材被不同作家反复运用来写作，这不是我发明的，也并非自今日始。”不错，没人反对作家拿事实或新闻报道做材料，问题是你怎么利用这样的材料，你是给蒙娜丽莎抹上两撇小胡子，让她更威严些；还是给她添上两个酒窝，让她更灿烂些？
很不幸，我们的作家偏偏喜欢画酒窝，偏偏喜欢把“真实的事情” 饬得有如做了整容术手：“真实”被“运用”得形神俱丧，只残留有些微“事情”的影子。结果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模仿秀，因为先已见识过原装正版，即便模仿得再像，哪怕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却还是脱不下那层装腔作势的皮。是的，你知道它是虚假的，它假名托姓，弄真成假，把“事实”变为“虚构”，所以读起来终是隔了一层，很难让人忘却真假之辨，融入其中。小说本就是一种虚构的艺术，它的强项就是无中生有，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把没有的事说得跟真的一样，至少得要读者认同这一点：要么在实际生活中，要么在精神世界中，你的杜撰皆有发生或存在的可能。小说的职责只是传达不止一种的可能性，而不是给出唯一的答案，更不是盖棺论定，把事实、经验盛殓成一具枯槁的僵尸。因此，小说的指向应该是不可预期的，它的旅途应该充满变数，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需要的只是你的体味、参与，让你有所惊觉，有所发现。假如只是跟在生活的屁股后面，跟在材料的屁股后面，只是复制某些毫无生命力的“事实”，真不知这样的小说是化腐朽为神奇呢，还是化神奇为腐朽？
但是，作家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总能找到新的素材，总能写出新的“新闻小说”，其中当以贾平凹的《高兴》（作家出版社出版）为著。当年李锐、刘继明们写农民工时，所谓“底层叙述”、“打工文学”尚未形成气候，而今贾平凹携其新作出场时，“底层写作”俨然已成潮流，好像“底层”是一座金矿，只要你肯“对农村与农民的问题保持长久的关注”，不愁淘不到闪闪发光的东西。那么，让我们看看贾平凹怎样“关注”的：“我很注意社会新闻，《高兴》一开始刘高兴背着五富的尸体还乡的情节就是受凤凰卫视上一则‘农民工千里背尸还乡’新闻的启发改造而成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新闻总是少不了的。”原来贾平凹的绝招也是“注意社会新闻”，他的大作也是被新闻启发出来的“新闻小说”。
不错，与“农民工千里爬回家”相似，“农民工千里背尸回家”也曾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其时最具影响的当属《南方周末》记者所做的“民工千里背尸返乡调查”，该报用包括头版在内的两个版面、万余字篇幅，目的在于“力图还原事件的全过程，以呈现背尸行动背后的行为逻辑和行为环境”。《南方周末》的报道不仅呈现了“前因”，也展示了“后果”，所以不仅引人注目，而且令人揪心，其冲击力不亚于某些洋洋数十万言的长篇巨制。正因为太过匪夷所思，太过荒诞不经，这“不可思议的真人真事”才被搬上银幕，成了赵本山主演的一部“贺岁”的“喜剧片”。编导张扬说，没错，电影剧本即源自《南方周末》的报道，至于有没有取得“用黑色幽默来描述一种悲凉”的效果，且另当别论，反正它取得了不错的票房业绩。可见，这件事本身不但具备新闻、社会价值，而且具备娱乐、商业价值，哪怕只是老老实实地“还原”出来，也比一些挖空心思的“艺术”高明。
问题就在于，这种已经过度新闻化、娱乐化的“共享资源”，如何进入文学，如何充分文学化？我们看到，在贾平凹的《高兴》中，一个民工的意外死亡，另一个民工背尸回乡，不仅这条主线与“事实”吻合，连同人物搭配（两个民工）、死亡原因（突发脑溢血）、背尸时采取的措施（将死者扮成醉鬼）、甚至露馅儿的地点（火车站）等等，也都十分忠于“事实”。有意思的是，前不久我还看到一部中篇小说，作者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竟也照葫芦画瓢写了这个故事，也是山顶上滚石头——实打实。由此可见作家们多么地贴近实际，多么地“实事求是”。可是读着这种“源于事实、等同事实”的小说，我感觉到的却是虚假，巨大的虚假，“背尸回乡”这种传奇、异事在世上发生一次就够了，没必要再改头换面跑到你的小说里发生一次。当它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时，带给我们的多半是震撼，当它第二次、第三次毫不走样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带给我们的只会是厌倦和疲劳。即便文学不必非要追求陌生化，可是当你打开书看到的尽是眼熟的人物，眼熟的情节、细节，还能提起阅读的兴趣么？当你碰到的总是那种移花接木的“事实”，怎么可能对作品的产生由衷的信任？我的疑问是：究竟是那位青年作家跟贾平凹追尾了，还是贾平凹跟赵本山追尾了，究竟是他们连环追尾了，还是全都撞上了坚硬的“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越是言之凿凿越是无法触动我们的心灵？为什么越是众口一词越是让我们觉得其中有诈？在资讯如此发达（或说泛滥）的今天，谁还希罕通过小说来汲取“真实”的信息？难道还有人借助小说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小说就是小说——特别是现代小说，它不应只是停留在社会记录的层面上，不应只是一种滞后的、繁复化的新闻，而是应该自觉地和新闻报道区别开来，开辟新闻所未及、难及的艺术空间，否则怎称得上“创作”？诚然，社会新闻不是不可用于创作，像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司汤达的《红与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子，但是它们无不超越了“事实”，拥有了自足的强磁场。再说，那时的资讯还相对落后，新闻的传播广度和影响力远不如文学作品，也就几乎不存在新闻本身比小说精彩或者小说抄袭新闻之类的问题。可是现在大不一样了，因为互联网、通讯的神速、便利，没有隔夜的新闻，也没有上锁的新闻，只要它发生了，立刻就能传遍世界，在这样的前提下利用新闻进行创作，分明就是变线抢道，不跟人家撞车、追尾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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