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名作未必出在名家之手
作者：毛志成
先以古代的诗为例，我至少有这样一种感受：名诗必先出在无名者。
名诗必先出在无名者，这句话有三种意思：一，历史上有太多的诗很有名，但考证不出作者是谁。如果那时的诗都署上了作者的名字，甚而这样的名字太多、太响，名诗也就不会有名，还会被作者相互淹没，相互淘汰，最后连几首也留不下。二，诗太有名了，人们往往侧重于记下了那首诗，未必记下作者的名字。为此，诗才算是好诗兼名诗。三，有的诗和作者都有名，但诗的出名首先源于诗外之事，如由于搞政治，搞军事，搞经济，搞民事，搞文事出了名。总之，绝非“专业诗人”。至少不是只会写诗，此外连一篇好文章也写不出的人，搞诗一经成为专业、主业、全业，诗也必然渐渐沦为玩闲、扯淡之事，想弄出半首“名诗”都很难。
中国的名诗至今考证不出作者的多如牛毛。从远古时候的《击壤歌》，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歌总集《诗经》（从中优选的只有305篇，散落的尤多），汉朝收集、汇编的《古诗××首》、《乐府××首》，直至南北朝的民歌，几乎都查找不出作者。而其中的名诗，又确实是第一流的名作。从远古至南北朝的名诗如《击壤歌》，《沧浪之水歌》，《敕勒歌》，《木兰辞》等，作者都没有留下名字。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五代词计162首，大多是无名者之作，但不乏名作。如“敦煌曲子词”中的《摊破浣溪沙》，绝对能与该朝代著名诗人的作品比肩。
今天四五岁的孩子都能背下那首名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你要问这孩子（包括孩子父母）此诗的作者叫什么名字，我看只有少数人知道李绅之名。其实，名诗有名到只识其诗而不过问作者之名，这样的诗就真的当得起名诗了。
关于李绅，我还想多说几句。要知道，他曾是唐朝的宰相级人物。一般穷苦农民喊几句“俺庄稼人太辛苦了”，这是平平常常、司空见惯的事，用不着大惊小怪。而李绅，是权高位重的大人物！他居然能低下头来，看看农民流在土坷垃上的汗，并为之大为动情，何等不易！要论他那首诗的文采本身，确实没有什么高明处，直白得很。但这首诗却成了公认的名诗，而且当之无愧。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一便是：李绅虽是宰相级人物，但在诗界未必有名。若是他于公务之余，用了太多的力气攻诗，一年发表数百首，两年就出版三部诗集，加入了并主持了诗歌协会，他那些“粒粒皆辛苦”式的诗就没有多少人去读了。从这一点来看，由于在诗界、诗坛的无名，反倒玉成了他这首诗的有名。
诗与人都有名的事也有，但其中的真正名诗兼好诗大都与“名事”（即著名事件）有关，不是为写而写的诗。荆轲的《易水歌》只有两句，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刘邦的《大风歌》只有三句，即“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所以成了名诗，在于有感而发，因事而名。
自唐时起，以写诗而得名，兼之诗也成为名诗的人多了起来，直至明清。不过只要细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真正的名诗都是诗先出名，随后作者才出名。而且，那诗若是真的使人由衷敬服，而非自己吹成的或被人炒成的，诗本身一定有过撼世、警世、感世的效应。杜甫的诗，好就好在是“史诗”，是那一时代的实感实录。宋朝的显官寇准，自己并没有写过什么名诗，倒是他的小妾（名茜桃）专门写给寇准的一首诗成了名诗。诗曰：“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看来，名人与名诗不是一回事。而真正的名诗，又未必出自名人之手。
关于岳飞的词《满江红》，是原作还是别人的拟作，有过很多争论，至今未息。那是考据家的事，与词本身的质量无关。不论此词是否岳飞写的，首先必须承认那首词是真正高水平的名词！有此共识，足够了。倒是对作者之名的纠缠，这样的兴趣不要转移到写诗（词）者的身上去。女革命家秋瑾在殉难之前很无名，在诗坛上尤无名。但读读她的遗作，无论是其中的名句“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还是另外名句“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都是大诗人的手笔。
我曾写过一小文《古代诗人何以大多有官职》，举了很多著名诗人的例子。我何以要看重他们的官职，是因为他们将写诗看成第二位、第三位的事，而第一位的却是处理实事（包括政事）。基此，他们的诗大抵是有为之作，有感之作。若是一味地为写诗而写诗，别的事都不做，他们的诗也不会有实实在在的高水平。
即使是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特别是杜甫，也毕竟是经历了和体验了太多的民生实况的。若是一味安于在“诗协”当专业诗人，为出名而出名，就是当了“诗协主席”也和混饭吃无大区别。
“诗人”多，“著名诗人”多，偏偏名诗少，被很多人由衷推崇的名诗尤少，近于没有。细想起来，此中的意味颇苦涩。要想改变诗坛现状，改造诗本身的模样，有一条是很重要的：诗人少些，名诗人尤少些，尽量多出现些无名诗人的真正名作。
小说也一样。
中国的几部古典名著，特别是《水浒》、《红楼梦》，一开始并无多少人弄明白作者是谁。后来的考据家（如王国维、胡适等人）为了追寻作者的真面目，费了太大太大的劲，至今还未能彻底盖棺论定。若是轮到今天，一本长篇小说刚出版，刚上市，随即就有炒作家抢上来，把该作者的真史、野史、逸事翻个底朝天。而作者本身，单是这样那样的“创作谈”、“答记者问”就推出了一大堆。
长篇小说如此，短篇小说也如此。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集，如《今古奇观》、《三言》、《二拍》，其中收容的作品几乎统统不知作者是谁。而这些作品，却很有名。作者何以把作品制作得那样有名？我看原因之一就是作者没有把出名当成一回事。
中国作家何时把出名看成了头等大事呢？是近二十来年的事。如果说得再具体些，是时兴“评奖”以来的事。一时间，“获奖作家”几乎成了特殊称号或特定名词，当然也就成了有名的标志。
评奖做为一种含有“权宜之计”意味的特定活动，没有什么不好。刺激作者的写作欲、出现欲，终归是好事。但将出名看得超重，看成作家的生命，莫说对文学创作的严肃性会有负面影响，即使对作品本身的真正有名也会冲淡。举例说，某届的作品水平普遍高，连没有获奖的作品也有较高水平。而另一届的作品水平普遍低，连获奖的作品在水平上也低于上届未获奖的作品。若是只因为获了奖，出了名，就将“获奖作品”、“获奖作家”视为名品、贵人，使人发烧、追星，至少对文学的稳健发展大为不利。
最后，还是要说回到作品、作者的有名无名问题。无论是作者的出名还是作品的出名都是好事，我们不能有“葡萄酸”心态。但名作品和名作家毕竟有别，不能把任何有名的文化官员、文艺公务员的有关指示或发言稿，也不能把任何沾了有名之光的任何杂七杂八文字，都当成“名作”来看待。特别是当“名家”、“名作”比砂砾还多的时候，我们就不妨对无名作者的硬实作品格外看重。
名作先于名作家，是文学优质化的特征；名作家先于名作，是文学浮躁化的标志。更何况，任何时候名不副实的虚假之物都只能使虚假之人获利，而与此同时又必将使真正的名品、名人难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