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自传与怀念的道理
作者：李建军
我们的“自传”写作的境界和“怀念”死者的能力之所以如此低下，之所以如此令人失望……
·作 者·
我喜欢读传记。太史公的《史记》、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君王传》、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莫德的《托尔斯泰传》、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罗素自传》，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品。百无聊赖之时，读读传记，辄有躁思顿清、烦襟尽涤之快，感觉与读美妙的小说一样好。
传记之产生，源于人类渴望光荣和不朽的精神禀赋和心理需求，但也与人类强化记忆、传递经验的社会需求有关。人们之写传记，很大程度上，是想通过真实的记录和深刻的反思，将过去的灾难和教训，转化为今天的镜鉴和经验，用太史公的话说，就是“述往事，思来者”。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韦君宜的《思痛录》以及章诒和、高尔泰、邵燕祥等人的具有传记色彩的散文作品，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好评，究其原因，盖在于它们包含着庄严的责任意识，在于它们写得真实和深刻，给读者提供了认识那个特殊时代的重要启示。
在所有的传记形式中，自传也许是最难写的。写自传意味着与自我拉开距离，把自己当做一个他者，进行冷静的审视和无情的剖析。然而，世上最难的事情，就是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由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原因，西方人普遍具有罪感意识和反省精神，所以，他们的自传便多有自我批判的《忏悔录》。中国人好面子，爱虚荣，有耻感，无罪感，怯于责人，羞于责己，职是之故，在中国，有勇气说真话的自传，就难得一见。
却说，最近受好奇心驱使，读了一位老作家的自传。显然，此人是颇有些经历和故事的，所以，我很想看看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和文学，有着怎样的困惑和思考，能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判断。然而，读完全书，套用陕西艺人孙存蝶独角戏里的一句台词来说，我是——不但失望，而且失望。唉！他老人家实在太自恋了，自恋得让人替他难为情。他把已经失效的“三突出”创作原则，起死回生地用到了自传写作上，只不过他的“三突出”似乎是这样的：在所有人物中，要突出自己；在所有英雄人物中，要突出自己；即使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也仍然要突出自己。他把自己写得像佛一样，却把别人写得像魔一样。尤其令人心寒的是，对一位已经客死他乡的作家，他的无情简直到了伍子胥掘坟鞭尸的程度了。我以为这是很不理性，也很不公平的。一个文学老人，是不应该这样写自传的。我们固然无权要求他也写《忏悔录》，不能勉强他像赫尔岑那样无所畏惧地写出一部《往事与随想》，但是，我们有权要求他多一点“费厄泼赖”的绅士精神，应该公正、宽厚地对待他人，尤其要体恤和同情那些含悲衔冤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死者已矣，长眠不起，欺侮这样一个与我们幽明永隔的人，这，这，这算什么能耐？中国古人不杀二毛，不追穷寇，不击未济，——难道对自己昔日的同志和朋友，我们连这样的胸怀和气度都没有了吗？
一部完整而客观的自传，要求作者要有比较冷静和理性的写作态度，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如此说来，写自传是最适合老年人做的事情。人到老年，曾经沧海，便有可能进入一种心志淡泊，宠辱不惊，气定神闲，百鬼莫侵的境界。老年意味着彻底的成熟和平静，意味着对世事人情的洞明和练达，正像叔本华所说的那样：“只有到了老年，一个人年轻时获取的知识才能得以深化；他曾经获得的观念才能被解释得详尽；他以为他早在儿时就已明白的事此时才能被真正理解。”（《叔本华论说文集》）在叔本华看来，青年时代并非人生中最幸福的年华，因为，只有到了老年，“一个人才终于摆脱了那无时无刻不在侵扰他的动物式的激情”。（同前）
在一个见多识广的老年人看来，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应该以平常心待之。一个心智正常的老年人，通常是谦虚的，有自知之明的。蒙田说：“别的作者都着意谈论自己，他们认为这一题材丰富而且有价值，可我却相反，我觉得自己非常贫乏浅薄，因此我不允许本人卖弄自己。”（《蒙田随笔》）这才是对自我认知的智慧的态度。我以为，只有到了这种谦光自抑的境界，一个人才可以开始写自传，才可能在自传里把自己和别人都写得近乎真实，而不是相反。
《罗素自传》无疑可以被当做自传写作的典范。罗素不是把“自传”变成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努力通过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记录那些重要的问题和事件，介绍值得关注的人物和有价值的思想，最终把自传写成了包含着个人“偏见”的一部“可容性”（compossibility）的文本。有趣与令人愉悦是一切美好的人和事物的共同品质，而罗素的自传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他选择了一种充满智慧和人情味的叙述风度。他从不把别人当做踏脚石，以衬托自己的伟大。在他的笔下，没有对于他人哪怕一丝一毫的羞辱和诋毁。他试图理解别人，而不是简单地嘲笑。例如，他写到了哲学家怀特海。他与这位大师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有过学术研究上的合作，但是，“在哲学方面，我和他意见不同，因此不能再同他合作进行研究。他去美国以后，自然我也就很少见到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完全不赞成我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我更能容忍我们的分歧，这种分歧使得我们的友谊逐渐冷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错而不是他的错。”（《罗素自传》，第一卷）令人尊敬的是，罗素绝不因这种“分歧”和“冷淡”而诋毁对方，相反，他怀着理性而深刻的情感，高度评价为人师表的怀特海：“怀特海作为一位教师，是十分完美的……他会启发学生自身的最佳能力。他从不压制或讽刺他们，也不显得高高在上，或者表现出任何低劣教师常常表现出来的态度。我相信所有与他接触的有为青年，就像我对他一样，对他产生一种真诚而持久的情感。”（同前）罗素不是一个古板的清教徒，所以，他不拒绝世俗意义上的快乐和幸福，不故意遮掩自己面对成就和赞美的荣耀感，但是，他又能用一种幽默的有教养的精神进行自我反省：“以授予勋章肇始并以获得诺贝尔奖告终的1950年，似乎标志着我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我真的开始感到有点不安，担心这可能意味着盲目正统观念的开始产生。我一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不邪恶而成为有名望的人，但我的道德感却非常迟钝，以至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罪过。”（《罗素自传》，第三卷）阅读这样的文字，有助于人们变得更有理性，也更有力量：罗素教会我们如何克服对黑夜的恐惧，帮助我们走出尘土弥漫的广袤沙漠，使我们的内心充满“信仰晨光”的激情。
人们写关于自己的自传，也写关于别人的怀念文章。怀念同乎哀吊。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第十三》中说：“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伤，而辞穷乎爱惜。……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可见，怀念是怀着悲悼的心情，念想逝者的嘉言懿行，感谢他的种种恩德，而不是审判一个人，更不是羞辱一个人。如果想质疑和批判一个人，我们有更好的方式，那就是文学批评，即通过对文本和其它事实材料的分析，来认识一个作家，来评价他的作品。
如果说，在“自传”写作上，需要警惕的是自恋，那么，在“怀念”他人的时候需要克服的则是冷漠，因为，无论是自恋的坏习惯，还是对别人的冷漠态度，都会使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成为被羞辱的受害者。刘勰说：“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写作带给人的荣耀和伤害，可谓大矣，舞文弄墨者，岂可以轻心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