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底层作家，你们还好吗？
作者：冉隆中
安宁，属于昆明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这里因温泉而闻名。云南重要企业昆明钢铁公司也在这里。水之柔，钢之硬，应该是最能激活文学的地方。当我到达这里，与这里的一群文人聚会时，他们反映最强烈的是：文联迟迟不能成立，文人没有自己的家。当地官员向我解释，不是不成立，而是难成立。事实是，当初成立文联的文件都下发了，却被叫停。原因是：文联的级别和编制未被上级组织部门核定。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在体制之内，一个组织如果无级别无编制，就必然无待遇无经费无平台（权利）。要人无人要钱无钱，岂不形同虚设？所以，安宁市坚持文联相应关系核定到位，是惟一正确的别无选择。类似的问题，我在嵩明县、石林县、晋宁县……几乎所有尚未成立文联的县都碰到过。说来奇怪，在昆明，多数县区，迄今都未设立文联（14个县区，目前仅4个县区有文联机构）。已有县区文联，多数是在区划调整时从别的地区带过来的。带过来的文联下属协会会员，很多至今却未能与昆明对应协会衔接，连档案归置何地也不知所踪。这就是当今文联、文人、文坛的冷淡现实。文联在持续过热的经济社会中位置冷辟，大文人对小文人也常常是冷脸相向。对于那些尚未入“坛”的底层初学者，更是早已无人过问。回想起1950年代云南走出的大批农民作家、战士作家，如果他们的文学成长环境遭遇的是今天，结果可想而知。当下文坛，普遍性阴冷。都说文坛被边缘化，其实，首先是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了。如此文坛，就算给你中心，你坐得稳吗？
在云南很多市、县文联，我见到另一种情形：主席官员化。官员做文联主席好，还是作家做文联主席好，最近又成为一个问题而受到热议。其实应该不是问题。如果一个官员热爱文学事业，又有为作家服务的热情，官员做文联主席有什么不好？体制之下的文联本来就设有一级官职，为什么不可以让官员来担任呢？但是相当多的地方，却把文联当作某些官员告老前的最后一个驿站，让那些即将踩线的官员在文联软着陆。于是，经常见到这类文联官员在谢幕前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忙着去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近看日韩，远走欧美，以惊人的毅力，决心学贯中西。如果不是因为听说非洲有爱滋泛滥，我想，他们一定敢于去学习非洲先进文化，用以武装我们落后的文联和文化事业。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官员，从无可奈何做文联主席开始，到很快调整心态进入角色，还真爱上了某种文化样式。由此入手，也就逐渐懂得尊重文化和欣赏文化，尊重文人和欣赏文人。那里的底层作家，也就可以稍稍扬眉吐气一些。
底层作家的困境，既来自外部，也来自自身。有的问题是与生俱来的，即所谓“前定”。比如，文人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有个性。越是觉得有才，就可能越有个性。2007年的流行语“太有才了”，在文人这里也可以读着是：太有个性了。个性既是衡量文学艺术质量高下的重要指标，也是妨碍底层文人生存的绊脚石。所谓恃才傲物，所谓怀才不遇，所谓自视清高，这些词，都与文人有关。哪怕文人已经很落魄，已经很底层，个性依然是个性，毛病永远是毛病，改也难。个性不改而依然得到青睐的，有，比如唐代的李白。但是李白可以在宫廷佯装醉酒让高力士为之脱靴，恐怕早已经不能算底层诗人。今天的诗人，也有聪明者，虽不及李白，但是却能自由地游走在作协和民间，以民间立场批判现实，又不失个性地将文学奖项收入囊中。这其中，不知是作协要放低身段以显其宽厚博大呢，还是诗人光芒已经让谁也无法阻挡。当然这都是孤例，别人想学恐怕也难。更多的底层文人，就只能在个性的尊严和饭碗的严峻间顾此失彼。坊间就大有这样的例子。
其实这样的情况早已经在昆明另一位女作家身上出现。她叫汤萍，新闻专业出身的她，以前也在报社任职。但她更喜欢的工作却是用全部身心投入文学写作。她希望自己成为真正意义的职业作家。报社这份工作，看似很适合作家，其实刚好相反。尤其是大行其道的市民类报纸。如果是记者，那么你可能永远采写的都是都市上空的悬浮物。如果是编辑，则永远不知道所栖居的城市真实的生活是什么——因为他们都在永无尽头的夜班中度日，对于城市的了解，他们看到的是记者收罗回来的那些悬浮物，因此他们比记者更隔膜。久而久之，他们也处在了悬置状态，身体则已经被抽空。我所在的城市，就有过一些曾经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因为写作而潜伏进了某张报纸。若干年后，当他们脸色苍白地暴光在某个白天某个公共场合时，已经无人能记起他们曾经的诗人或者作家身份。汤萍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早早地选择放弃，离开报社，过上了让很多人佩服的写作人生活。后来证明，汤萍应该算成功者。如今她已经是云南范围内年龄最轻、出书最多、影响较大的写作者。她是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并且刚刚进过北京的鲁迅文学院第六期高研班。但就是这样一位功成名就者，她眼下最关心的却是：某一本书的稿费何时才能兑现，下一本书何时才能卖出可以接受的价钱（并非高稿酬）——这样一些俗事。因为汤萍除了要面对想象中的魔法城，她更要面对非常现实的按揭房。如果要汤萍重新选择，我想她还是会选择离开报社；如果要汤萍自主择业，我想她会选择进入某个文联——在这一点上，她与下岗工人李华，其实并无二致。另一点相似的情形是，她也还没找到进入文联的路径。
当然，如果要跟云南诗人余地和小说家孙世祥相比，所有底层作家们又都是幸运的了。因为至少你还活着，而余地和孙世祥，如今他们在哪里？
在我写作本文时，昆明诗人余地选择“不留余地”方式的离开，也就刚刚两个月。曾经的沸沸扬扬，很快早已经冷却。在一个严重失忆的时代，结局肯定如此——除非你又找到什么足可以让媒体“回锅”的猛料。余地是昆明的一位诗人，也曾经在昆明某报工作过。诗与都市“悬浮物”之间的抵触，我想，在余地那里肯定会更严重。但是我不能确定这就是余地选择离开的真正理由。因为如果这就可以成为理由，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太多的理由去逃避苦难。惟一可以确定的只是：余地死了，我们活着。我想起无数个当代诗人之死——从闻捷，到骆一禾、海子、顾城，再到眼前的因死而闻名的余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曲线：同样是与现实的不妥协，诗人之死的社会政治意义呈下降趋势，正演变为某种纯个人事件。尤其对尚未登堂入室的底层诗人而言，坚硬之物的压迫，也会严重挤占他们的精神空间内存，以至于——突然“死机”！
云南小说家孙世祥的离开是被动的。从他对“发拉村”众生相细致绵密的描绘来看，他应该是对这个世界充满悲悯和眷顾的人。但是他却贫病而死，年仅32岁。而今，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六年多了。在最近两年，他又不断被人忆起。那是因为他的一本书：《神史》。这是一部在他去世后，靠家人帮助整理，靠家人卖屋才得以出版的长篇小说。我读《神史》，已是2007年春夏之交。此前，《神史》在京城已经有北大名教授著文隆重推荐，认为书写的是中国农民的精神史。随后获某民间奖。我读此书，是为推荐地方作品参加某个主流意识形态性质极强的奖项的评奖。书读一半，我已经知道，该作应该是不适合此奖的——因为他恰恰是采取非主流的书写，从精神上，到叙事方式上，甚至到文风上。主流书写至少要求作品应呈健朗明亮之色，而他的“发拉村”却是驳杂晦暗阴郁沉闷的。总之，《神史》的书写姿态，是底层的，民间的，接通地气的，但是它基本不“载道”，不“阳光”。而且，它晦涩的叙事方式，甚至根本不顾及读者的接受习惯。它却可能是一部帮助人们了解当下农村（尤其是滇东北农村）的优质文本。基于此，我极力主张推荐该作品。当然与事先预料的一样，它与该项大奖无缘，最终只是得到省内同样名目奖项的一个名分——或者，这也可以此告慰早已经与世长辞的作家，借以表达我们的敬意吧。
其实，底层写作、底层叙事、甚至底层作家这些称谓，可能统统都是伪命题，有可能在若干年后被人解密：这不过是某些理论家和书商们联手之后又一次谋划眼球的策动。有人已经发问，那么多的底层，与之对应的逻辑关系是什么？难道还有“上层写作”、“上层叙事”或者“上层作家”之类的称谓吗？我当然无意参与这样的争论。2007年，为调查昆明地区文学现状，我游走于若干县、区、乡、镇，我见到了许多身在底层的作家，他们在接近于绝望中，还在坚持最后的可能已经是毫无意义的写作。“悲凉之气，遍被华林。”受他们的感染，我写出本文，用以记录我对底层文学风景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
又到年关，在本文结束之际，我想问一声：底层作家，你们还好吗？
2007年12月4日记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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