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找毛病是件叫人扫兴的事
作者：瓜 田
2007年第三期的《文学自由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一次批评的经历》的文章，作者陈福康。作者在文中谈了他对一本捷克语翻译成汉语的著作的批评的经历。这是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一本著作，书名叫做《中国——我的姐妹》。北外的三位教师（至少有两名是教授）翻译，外研社出版。陈先生随手翻阅其中的一章，便发现译文有不少问题。译者把唐代用骈体文写的《游仙窟》译成“诗歌体爱情小说《寻访山洞圣人》”，把缪荃孙译成了“苗传荪”，把京本通俗小说译成“京都传说故事”等等。在随后的阅读中，陈先生又先后发现了三个方面20余处问题，包括译者不知道中国有“狐死首丘”这样的成语，所以把译文写成“狐狸死的时候也会把头伸向自己的巢穴”，把汤玉麟、孙楷第这样人们还比较熟悉的人名译成了谁都莫名其妙的“唐玉林”、“孙嘉义”，把话剧《五奎桥》译成“五星桥”，把河南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译成了“湖南”出土的“木简”，等等。
陈福康先生发现问题之后，便写了一篇小文，投到一家读书类报纸。结果碰了壁，陈先生遭遇了“说出来难”的第一道关口。据说，不是文章不好，也不是编辑不感兴趣，只是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是报社的资助单位，不便批评。
当然，陈文到底还是发出来了，只不过是发在另一张报纸上。反馈出现了：该书的责任编辑来信，表示诚恳接受批评，希望再提意见，以便重印时修订。陈先生兴奋起来了，一铆劲儿，干了好几天，又找出一批错误，一并寄去。然而这一去，就是泥牛入海了。这位责编没了动静，到底是“套取情报”整体计谋的一部分，还是责编后来失去了发言的权力，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说他有点言而无信，并不冤枉。这就算是陈先生“说出来难”遇到的第二个挫折吧。
又过了很久，陈先生在报纸上见到外研社邀请了不少学界名流开研讨会赞美此书。像陈先生这样花费了多日的功夫为之纠错的第一等的热心读者却被拦在圈外。陈先生自然会感喟良久。陈先生的热脸没能贴到出版社的冷屁股上，人家连贴也没让贴。陈先生受到的不是“冷遇”，人家根本就不跟你“遇”。这难堪算不算陈先生“说出来难”遇到的第三个回合？
重头戏往往在后头。精彩的应该是第四个回合，这是一次最激烈的反弹：译者亲自出马。这回口气可就跟责编不一样了，这回是在“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表情下，对批评者陈先生予以疾言厉色的声讨。我把陈文转引的译者的公开信原样抄在下面：“对我一个人的错误，希望您不要让整个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和整个外研社都来陪绑，这有失公平。北外被您称为‘第一块牌子’并不是她自己封的，既然她自己并没有这么说，她的教授、编辑们也从没有都标榜自己才是‘真才实学’者，那么就没有必要来这么羞辱他们。您肯定会在审阅本书时继续发现‘可笑的地方’，我将一一俯首认罪，但是，希望您放过其他无辜者。其实，看了您的文章，真后悔不该以自己的浅薄去翻译这部作品，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没有这些翻译，您也许一辈子不会了解有普实克亲笔所写下的、譬如对您所崇拜的郑振铎的这些评论了，是罢？是个人名誉重要，还是为我们的国学家们提供‘兴味盎然’的研究资料更重要？看来，我还得选择后者。”
译者真的恼羞成怒了，回击两枪：一是“你不应该打击一大片，我个人的错误不应该让北外和外研社都来陪绑、蒙羞”，这属于“好汉做事好汉当”式的掩护大部队撤退的战法；二是“我的水平是不高，但如果我不来翻译，你一辈子也看不到这本书”！这属于“你嫌我做的窝窝头牙碜，就这个，我不做你还吃不上呢”式的孤高自傲，把批评者陷入“得便宜卖乖”的不仁不义境地。
这两个反击，粗看起来有一点点道理，但仔细讨论起来，因为都没有直面根本性的翻译问题本身，所以杀伤力不大。头一枪，陈福康先生当然可以就事论事，不把名校和名出版社摆出来示众，因为这样确实容易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讨论时被人转移焦点，把水搅浑。但提到了北外和外研社，也没啥，我们也绝看不出“株连”“连坐”的意思，这是一个热心读者对名校和名出版社的一种关切，对名出版社出现的小错误表示的遗憾，用“爱之深、责之切”来解释并不显得牵强。读者对名出版社提出更高的要求，很合乎情理，这就像北大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写了一个一般人也写不错的错别字，我们对他说：“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应该犯这种错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这位教授肯定是错字连篇，也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个个都是这个水平，最后，也不大会进一步生疑：这种人怎么也能跑到北大中文系当教授？而是说明，我们事先对北大中文系有了一个严格的标杆。这没有株连北大，让北大的教授们都来“陪绑”，而是看重北大。第二枪，“这个活儿，只能我做，没有我来做，你一辈子也看不成这本书。而我做的活儿，就这样，你爱看不看”！译者的高度自信，估计是有一定根据的，就是说，这本捷克语的著作，别人翻译不了，如果不是由译者来翻译，陈福康之流一辈子也看不到。据查阅资料，陈福康是1950年生人，预期寿命八十多岁的话，还有三十多年的空间，三十多年之内，中国还是培养不出能赶上译者的捷克语专家，我对教育部门的工作效率感到太绝望了。小语种就这样不招人待见么？就这样令人奇货可居么？译者在“保护个人名誉”和“为国学家提供研究资料”的“两难”选择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然而，就像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译者不来翻译这本书，别人就一辈子看不到这本书一样，同样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翻译了这本书，为国学家提供了研究资料，就一定会使个人的名誉受损？这个“两难”实在难以站住脚，只要你把书翻译好了，一难也没有：研究资料也提供了，个人声望更是大大增高，全是好事，何难之有？莫非从一开始就知道活儿干不好，或者干脆就不想往好里干？好像也不会。把话说简单点，只要译者虚心一点，沉稳一点，请两个文史专家把把关，这本书的质量本来是可以无懈可击的。到底是时间不允许，还是心疼这几个审稿费？到底是太过自信，还是根本没把这个活儿当回事？不管是出于哪一方面的原因，似乎都不应该。在错误面前，唯一主动的做法，就是感谢人家的批评，虚心接受，吸取教训；而不是相反，把批评者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通常面对批评，我们总能见到形形色色的反应，其中也包括把批评的内容如何放在一旁，纠缠起批评者的态度和用词的激烈程度，把靶子转移到批评者身上来。事实证明，这招儿于事无补，反而容易误事。陈福康先生后来批评有关出版社缺少接受批评的雅量，用词也不是十分准确。“雅量”也者，指的是一种宽宏的气度，大多是在别人说错了也能平心静气地听下去，友善地对待批评者。人家批评对了，你也不做善意的回应，还扯什么“雅量”？这里暴露出的是，受批评者缺乏诚意和自信。
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做事后诸葛亮，我以为，外研社如果是大手笔，完全可以把这件事办得十分漂亮，不仅不丢分，反而能为自己增光添彩。天上掉下个陈福康，打灯笼找都找不到的。不管是你想作秀，还是真心想交朋友，这都相当难得。首先把陈福康先生请去，认真修订书稿，马上重印，书的质量问题得到了保证；其次在新书推介会上，让陈福康这个热心读者、义务编辑坐在前排，隆重地向他表示谢忱，继续请他批评指导，甚至不妨聘请他当常年的质量监督员之类的角色。你以为这种场合他还会一批到底么？他不会的，他在这种场合反倒要找出此书的一大堆优点来，还会把出版社的礼遇浓墨重彩地描绘一番。出书者和读书者的友情互动，会成为一段别人艳羡的佳话。出版社做书，哪有一点毛病不出的？谁敢吹这个大牛？一个出版社，能这样善待一个诤友，何愁没有人来替你出谋划策，何愁没有人投来好的书稿？何愁书稿质量不高？你看，这个广告有多么精彩啊，可惜啊可惜，被几个气量不大的人像放飞气球一样放掉了。
出版社和这本书的译者之所以迁怒于陈福康，似乎是陈先生坏了他们的好事。好像如果不是陈先生出来“搅局”，这本来还是一本质量不错的译著呢。这种想法，就有点太不拿读者当一回事了。译者可以认为，除了他们几个，谁也译不出这本书；但他们绝不应该进入第二个误区：除了陈福康，全国没有第二个人能看出这本书的错误。全国的高人很多呀。陈福康不说，别人也会说的。就算是谁也没说，你的书就因此而全部正确了么？
是好是歹，这场官司已经不了了之。回顾之后的感慨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能协调一致太不容易。这有点象戏台上的表演，只有两个角色功力相当、配合默契，戏才好看。没有批评者是令人悲哀的，有了批评者，却没有懂得批评、欢迎批评的人，则更是令人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