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我是底层我优先
作者：徐肖楠
但底层文学与此前其他一些流行文学有很大不同，底层文学有很多大众理由和现实理由可以红遍中华大地，它特别适合从中国传统的底层深处大面积涌出的世俗意愿，特别适合中国人的生存意识、生存方式、生存感受，有雄厚的大众心理基础和普遍的文学欣赏基础，再加上市场中国的现实情境推波助澜，它就更加能志得意满，甚至龙飞凤舞了。而像身体叙事、个人化写作之类毕竟出身不好，是从西方洋人那里模仿来的，不具备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本土优势，并且是由少数受过精英教育的人来从事的，被视为小众知识分子赏玩的闲情逸趣，因此从其一冒头便不断遭受各种置疑。
底层文学却是什么人都可以凑热闹、写什么都可以理直气壮的，由于描写了底层人民而既不被权力机构置疑，又不能被精英反对，并且被大众前呼后拥，于是应者云集，于是底层成了一种文学旗号和品牌。但是，描写了底层就一定是文学吗？描写了底层就一定具有诗性的品质和力量吗？描写了底层就一定深入了市场中国的现实吗？
当然不是，其实，由于底层文学面积广大、范围驳杂，反而容易被钻空子，让沽名钓誉的人十分惬意，尤其适合那些缺乏对艺术的诗性理解、也不喜欢诗性生存的作家和其他一些什么人——他们既瞧不起文学的高雅与专业化，又要把自己当专业文学家来看，觉得文学没什么了不起，自己随意玩玩就成了大家，已经得到了并且还想获得各种文学奖，让别人把自己当作艺术天才和成功人物来崇尚。
底层文学靠什么而风行？令人奇怪的是，底层文学中描写了大量丑陋、畸形、变态、劣根性、小农意识，比在个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中这样的描写要多得多，并且以此来吸引看点，却没遭到置疑，反而大受追捧。那么，我们或者他们，究竟要想写什么、读什么、喜欢什么？这就是民族心理、写作心态、审美趣味、传统与现实同时让人疑惑的地方。
其实，底层文学中描写的那些生活之恶和生存阴暗，既反映了我们民族心理的某些阴暗部分，又反映了我们现实中某些横行生活的东西，它们在破坏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应对此加以反思和清理，但有些人却主动地和盲目地对其不加辨别地给予呈现和展览，甚至是炫耀和玩味。
这里面隐含着另一种成分：写不了出色的，就写出奇的。有些人要借写这些奇怪的、与众不同的、别人少见的东西来保住他的身价。同时，一些文学研究和批评也无新鲜话题来吸引人，便无法在圈子里继续占据话语地位，跟风的人也因无风可跟而无话可说。因为，这些批评常常要起到这样的实际利益作用：1、让自己由追捧底层文学而引人瞩目；2、要有新的话题让自己有话说、有事干、有饭吃。总之，这样的文学写作和批评完全是为文学小圈子互相追捧的行为。
如果是为社会，那更糟了，把一些底层文学中的阴暗公开呈示一番而不加褒贬，会贻误众生。说一部分底层文学是阴暗的，是因为我们难以在其中看到生命的尊严和心灵的纯净，难以看到人类升华和共同价值，难以看到真理、正义、尊严的追求和表达。
底层文学将底层生活中的优劣常常不加判断地同时呈现，虽然呈现了底层怎么活的状态，却缺乏对底层为什么这样活的追问。对于这样不加追问地呈现的底层生活状态，底层文学美其名曰为：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实。表面上看这是零度叙事态度，实际上暗含着这样的观念：既然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实，那我们的生活就该是这个样，我们就该这样生活。这误导人们去接受甚至模仿生活中的丑陋和卑劣，于是，乡间陋习、民间丑恶、畸形人格、阴暗心理都会在生活中自由自在地生长。
但正是这样一种文学，采取了我是底层我优越、我是底层我正确的写作姿态，似乎只要是写底层，写什么、怎么写都可以。这是底层概念先行，谁拥有了底层的概念和题材，谁就获得了优势。拥有了底层概念，既可以给对此置疑的人扣帽子：反对底层就是反人性，把其他声音压制下去；又可以为自己披荆斩棘，敞开一片获得好处的现实开阔地。不论写作还是批评，谁拥有底层题材，谁就可以出奇制胜，以拥有别人没有的题材和内容而标新立异。但文学最终是依靠经典价值而维持其好名声、维持其在人类精神历程中的诗性地位而被敬畏的。
底层文学是在市场中国难以推陈出新的文学价值圈中产生的，它是市场中国诗性动力遇到困境的表现，它只不过是一波波市场中国不断表演的文学现象的一种，本质上与其之前的其他文学潮流没有什么不同。它的根本之处是靠题材推动，缺乏诗性动力。如今底层文学已经走上一个高位，但直至目前，还没有产生让我们震撼和思考的作品，而只是触目惊心和古旧乖僻。根据1990年代以来的经验，作为一波波文学现象的后继者，底层文学走上今天的高端位置，是被人气喧闹推上来的，而不是由底层文学自身的诗性来奠定。
诗性推动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它来自艺术作品内部各种元素的合理搭配，由它自身的诗性目标所决定；一是它对现实深刻介入的诗性可能与力量。在底层文学中，我们今天看到的，更多的是外部因素，是在底层文学外部的拔苗助长和量化累积。底层文学自身达到的价值与其被推崇的高度并不一致，底层文学在累积的并不是价值，而是自身的风险，它在高端位置上缺乏内部诗性动力和价值，很快会疲软下来。
描写底层社会生活是文学的一种现实性突破或现实性转向，它包含有诗性突破或诗性转向的因素，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新的文学曙光，也不意味着它就是我们对文学的专注，相反，它正在发展成为一种玩味和展览，这是个人化走向极端而出现的一种对立性结果，但它仍像个人化写作一样陷入现实性之中，并且正在走向另一种新类型的公共写作，因为它直到现在还没有显示出某种诗性的优越和主题倾向。
在这场风行之后，肯定还会有人继续从事底层文学，但以后的底层文学会和今天风行中的底层文学含义不一样，它不会形成今天这样风潮性的影响。风潮往往是自我喧闹、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必须加以清理和判断。而真诚执着于底层文学的人，会以真诚的态度来写作底层文学，这些真诚会在作品中流溢出来，人们不会对其视而不见。这会与那些故意寻找看点、有意炫耀底层的人有根本不同，也会给人以根本不同的感受，纯朴会超越底层。另一方面，仍有一些人会继续操作底层文学，底层文学是他们的饭碗，不写底层他们自己便会无可依附。这当然也无可非议，但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这永远是文学的根本问题。
怎么写，是要将现实加以提升，文学永远要提升现实，而不是依附现实、复制现实。底层文学起初以呈现底层生活状态为名来推行自身，但这里面已经暗藏着写作者的利益，撇去这一层不谈，仅底层文学被宣告真实呈现底层生活就是有问题的。文学之所以要有诗性，因为诗性是超越和提升现实的，如果文学没有诗性，就不是生存的精神性特殊表现——文学了。
非常令人惊讶的明显事实是：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总是在“向下走”，每逢某种主流文学叙事受阻或遭遇破坏时，就会产生一种向底层生活靠拢的叙事，就会离开文学叙事的诗性追求远一些，而向现实性追求靠近一些、去寻求出路，大的转折可以看到先锋文学向新写实所代表的平民写作的转换、个人化写作向底层写作的转换。
这种“向下走”的叙事是一种求援叙事，试图借此摆脱文学叙事的困境。这种破坏和阻碍可能来自文学叙事自身诗性的发育问题，也可能来自现实的要求。这种求援性的叙事，起一种暂缓作用，注定不会长久，就像新写实和王朔现象一样。但是，这种求援叙事或者延缓叙事表现出另一种倾向，它更加令人迷惑不解。这种倾向就是：中国文学的叙事始终摆脱不了现实的强大控制，很难进入一种诗性生存自由的追求，在必要的时候，它需要用关注现实问题来洗清自己不关注现实的罪名，也需要用关注底层生活来摆脱自己追求诗性叙事的困境。这种求援叙事似乎在表白和辩解，也在使自己扬名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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