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人物访谈”的真实性
作者：朱健国
1．保持受访人的回忆情节及语言风格。只有当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时，才加以改写，改后再经受访人核阅认可。这样便保证了撰写的文字最大限度地存留回忆人口述之真。
2．唐德刚认为，“口述历史”的现场录音，只占全部文稿的百分之三四十，大量的文字工作是在采访之外的背景补充与诠释。如唐德刚说：“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当受访人叙述错误时，以修改纠正其背景知识错误，并以注释纠正其记忆错误（唐德刚“口述历史”中的注释，其实就是相当于新闻人物访谈中的采访人的对话）。因为受访人在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往往会涉及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大背景，囿于史识的有限或认识错误，其叙述往往欠准确，如果在文字中保持这些错误，往往会混淆视听，并使读者对这些口述史料总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面对这种情况时，唐德刚常常采取“直接代劳”的方法，以根据第一手史料得来的、已为史学界认可的历史事实进行修改，避免了大量不必要的错误的出现。
3．通过注释表述采访者的观点。与受访者的观点见解不同时，唐德刚在正文撰写中保留受访人的观点，而通过注释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当他有感而发时，也以注释的方式来表达。如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就通过大量的注释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的情感（此即类乎新闻人物访谈中的采访人的对话）。
4．注重从录音之外的闲谈中获取信息。唐德刚十分重视与受访人录音之外进行的闲谈，并从中获取了不少宝贵的信息。他认为“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可以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问”。如胡适在1935年出版的《南游杂忆》中，对当时的“南天王”陈济棠的批评，只是若隐若现。可当其与唐德刚闲谈时，对陈的批评便十分露骨。谈性浓时，胡适也坦率地说出他自己生活上的细枝末节，以及思想上的今昔之异。这些闲谈唐在此后作成小眉批，在撰写《胡适口述自传》时将其酌量写入注释中。这就证明，唐德刚主张将受访人不太愿意正式访谈的话也收入文稿，以全息摄影受访人的真实面貌和复杂思想。这也进一步说明，连非正式采访的“录音之外的闲谈信息”也可以纳入文稿，那么正式采访中的录音资料，更是不可轻易放弃和否定。可见唐德刚主张人物访谈稿不能完全被受访人左右。
5．撰写的文字稿（主要指受访人的话语纪录）最终经受访人认可。但唐德刚同时又提出了不能完全听命受访人的补充意见。唐德刚说，人类的记忆力是最会编造故事来欺骗自己的。“记得我有一次和九十多岁的钮永建先生谈‘清党’的问题。好久听不出要领来。原来他老人家在记忆里把国民党的‘分共’（一九二七）和同盟会中的孙、章（太炎）‘内讧’（一九零七）弄混杂了。至于李宗仁将军在他记忆里弄错了几百条，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最典型的教训是胡适夫人江冬秀所撰的自传。当她把那卷草稿交给唐德刚时，嘱唐德刚不要复制，唐德刚听话了。结果文稿遗失，无法挽回。唐德刚后来痛苦地说：“殊不知我的诚实却为中国近代文献制造出一个极大的遗憾。”这说明，唐德刚的“撰写的文字稿最终经受访人认可”，是有条件的，文字稿的最终定稿权，在于采访者本人。
对于唐德刚这五项整理访谈稿的校订原则，我大体赞和，但对其“当受访人叙述错误时，以修改纠正其背景知识错误”之规则，则不敢苟同，窃以为，“受访人叙述错误”无论怎样谬误，都应该存其原样，以见受访人原态，采访者只在自己的评述、注释或对话中予以澄清就是了，切不可“直接代劳”，越俎代庖。否则有拔高受访人或歪曲受访人的嫌疑。
国际惯例：人物访谈多不经过受访人审定
众所周知，许多伟大的史学传记，如司马迁《史记》记述数百人物，何曾征求当事人及后裔的认可？国际上著名的历史人物访谈和“口述历史”、各种人物传记，皆大多没有经过受访人和传主审定。要求人物访谈稿必须经过受访人审查，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偏见，是一种惯性思维，这一偏见若盛行，将可能降低人物访谈和“口述历史”及传记的思想深度和整体真实性。事实上，“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当事人并不如局外人“旁观者清”。时下一些名人的后裔亲友以“直系”自居，自以为比他人更理解先人，有解释先人的特权，其实大谬不然。
也有人援引鲁迅当年曾要求关于他的演讲稿纪录须经他审校方有效之例，说明采访人审稿之必须。其实这是因为当年录音技术稀罕，鲁迅演讲时皆无录音，记录者没有办法依据原始资料反复研究核对，错误太多而使鲁迅出此声明；而今日记者皆有录音机，所记录比当事人记忆还要准确，即使一人听不准录音，还可请多人或方言专家帮助，完全可保基本无差错。若鲁迅面对今日之录音科技，断不会说根据录音整理的文稿不可能准确。至于对受访人的评价，就更不用对方同意了，如鲁迅在对孙中山作出“足不履危地”评价时，从没有想到征求孙中山及家属弟子认同。
聪明的晚辈不止是前辈的余波，更是超越前辈的新潮。今日我们讨论“人物访谈”的真实性原则，应该高度重视前辈的时代局限，切不可刻舟求剑。
自然，如何进一步完善“人物访谈”的采写规则，尽力兼顾各方意见，减少冲突，仍然有待继续艰苦探索。事涉一项新学术规则的创建，本文只是抛砖引玉，谨盼百家争鸣，各界方家不吝赐教。
2007年10月10-13日于深圳 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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