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玩一玩逻辑
作者：陈 冲
他说的数学，跟现在学校里教的数学，不是一回事。现在学校里教的数学，目的在于把题做对，而把题做对的目的在于拿分。“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此之谓也。加里宁的数学，则是一种逻辑训练，而逻辑是保证思维正确的起码条件。虽然符合逻辑的思维不一定都正确，但不符合逻辑的思维肯定不正确。
说“符合逻辑的思维不一定都正确”，是因为还有更“高级”的标准，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过，在我们的生活实践当中，要在这个层面上认定一个思维“正确”，往往是件很麻烦的事，经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人不知道该听谁的。更何况生活是复杂的，有时“正确答案”并非只有一个。这时候就用得着逻辑了，起码它可以做减法。如果你发现某个说法不合逻辑，你就可以判定它“不正确”，别管它说得多么振振有词，听上去多有道理。如果你不满足于此，把游戏再往下玩一玩，通常还会有进一步的发现，比如它在逻辑上错在了哪儿，为什么挺聪明的人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等等。
举个例子吧。前一阵，热播“大院戏”，记述早年某藉某藉巨商成功史的“赵家大院”、“钱家大院”、“孙府大院”、“李氏大院”，在荧屏上鱼贯而出接踵而至。“大院”们的成功之道何在？看了这些“大院戏”，明白了，人家靠的是“诚信”二字。然而古人说得好，事可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再四。赵家靠诚信，钱家靠诚信，怎么孙府、李氏靠的也是诚信？就没有一家有那么一两项别家没有的绝活？何况还有一句老话，叫“事怕颠倒理怕翻”。反过来，那些遍布城镇乡村的油盐小店夫妻店，一开一辈子，原来多大还多大，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不讲诚信？这就不合逻辑了。再从经济学上看，有道是“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市场规范不规范，就看它是否具有有效的规则和机制，使讲诚信的商家获益，不讲诚信的商家受损，从而确保消费者的权益。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大院”们辉煌的时代，最多只有市场经济的“萌芽”，根本谈不上规范的市场，它又怎么能确保诚信成为成功之道——而且还是“大成功”之道呢？我们都知道，这些“大院”们后来都衰落了。按逻辑推导，那衰落的原因，应该是后辈悖离了先辈的成功之道，不讲诚信了。可是，所有的“大院戏”全都是只讲成功不讲衰落。这又是为什么？把因诚信而成功，和因不诚信而衰落全讲出来，不是更能展示诚信的重要性吗？那么，合乎逻辑的推导，就是这些“大院”们的衰落另有原因。果然，不久就看到一个资料，说某籍巨商们的辉煌期都在清末，到民初便集体地迅速地衰落，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的发迹靠的是与官府、朝廷的交往；由于这种交往太深，清朝一亡，立刻没戏。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在实际上是不是真的，但我立刻觉得它在逻辑上是成立的。这样一来，此类“大院戏”的“现实意义”立刻变得容易理解了。把一百多年前靠官商勾结发迹的“大院”们，说成是因诚信取胜，对应于今天的“大款”们，那意思一目了然。
我承认，这样的逻辑推导有点儿累人，不像打麻将那么好玩。话说回来，既然玩的是体操，出点汗也难免。我还得承认，上面举的这个例子，其实还沾点儿讨巧。这篇文章，是要投稿于《文学自由谈》的，总得跟文学沾点边儿。而要在文学这块地界儿上玩逻辑，格外累人。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理论，说文学是“形象思维”，而这个形象思维，又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对于这种理论，你想跟它玩逻辑，简直就是刀枪不入，因为它本身先已经把逻辑排除在外了。想了好多年，才想出一种玩法，那就是从逻辑的底线上跟它玩——既然你是不讲逻辑的思维，那么你就是不正确的思维。前不久，我在一通电子邮件里有过一次无法无天的表述，我说，那种所谓相对于逻辑思维的形象思维，纯属胡说八道。
我写成第一篇小说习作时刚满16岁，到今天还在写，手上就正有一个中篇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如果有哪家大刊愿意在头条发表，请速与我联系）。积若干年之经验，深知在文学的思维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甚至无妨就称之为“形象思维”。但它绝对不是相对于逻辑思维的非逻辑思维。若让我来表述，我宁可说它是相对于“语言思维”或“概念思维”的形象思维。文学的思维有若干种，但最重要的一种，至少是其中之一，就是通常所谓的“构思”。我不知道（也没问过）别的作家都是怎么“构思”的，或许，若做个问卷调查，会得到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我又觉得其中仍会有一种大同小异的聚焦点。现在我只能说我自己。我的所谓“构思”，就是把一个或一些材料，包括围绕某一个想法的故事、人物、细节，有时还包括未经确定的题旨，放在心里“养”着，来回琢磨与之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概念思维”绝对不能用，因为“概念”有严格的定义，内涵外延有严格的规定性，这一“严格”，大部分可能性便没了立足之地。“语言思维”有时会用到，但那多半是一种思维定势造成的，在创作构思上能起的积极作用很小。人们常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或者反过来说，“思维离不开语言”。这都对，但这儿指的是一般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中，语言的精确程度决定思维的精确程度。而这种“精确”，对文学的思维却是不利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思维是形象思维，指的是这种思维所赖以进行的工具不是语言而是形象。然而，不管它以什么为工具，本身仍然是一种思维。只要是思维，就得符合逻辑。不符合逻辑的形象思维，同样也是不正确的思维。
有人以为，只有老旧的现实主义才受此束缚，超现实的先锋写作则可以天马行空。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正是形象思维的逻辑性，给超现实写作提供了与现实世界联通的对接点。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个经典的案例。逻辑推导要有一个出发点，通常称之为“前提”。据说世界上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一共只有三个，所以绝大多数逻辑推导的“前提”往往是有待证明的。但逻辑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管这个“前提”再往前的事，只管从这个“前提”出发以后的推导，甚至允许从一个假设的“前提”出发，即如果怎样，那么将会怎样怎样。大量的超现实写作，实际上都是从这种“如果怎样”的假定性前提出发的。《变形记》的经典之处，就在于它只用了一个这样的假定性前提，而且从一开始就跟读者交待清楚了：“一觉醒来，葛利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由此往后，所有的“推导”全都严格地符合逻辑。所有其他人的思想言行，都符合人的逻辑，而葛利高尔这个变成了甲虫的人，他的思维仍然符合人的思维逻辑，他的行为则符合甲虫的行为逻辑。等到读完作品，读者自会反过来相信，那个假设的前提是“有可能”的，因为作品讲的就是人的异化，人变成了“非人”。当然，在更多的超现实写作中，我们看到的这种假定性前提往往不止一个。至于国内一些笨拙的仿作，则是在不断地提出一个又一个假定性前提，结果是在这种作品里，我们几乎看不到推导，看到的只是一大堆假设。
那么，对于文学现象的考察，应该也不例外。不管是概念式的表述，还是形象式的表述，都必须符合逻辑。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我们的文学现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说法。用一个现在人们往往忌讳、但实际上往往很管用的归纳法，就是这些说法尽管多种多样，归纳起来无非是左、中、右三种。右边的一种，是认为我们的文学现状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居中的一种，认为我们的文学现状平稳有余，精彩不足，每年都有一批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但“真正让人眼睛一亮”的作品却难得一见。这两种说法，对或不对，或者都正确，需要引入另外的标准才好判断，单从推导上说，却是都符合逻辑。当然，这种推导，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推导者的身份。右边的那种，出自文学组织工作的从业者，其逻辑性一目了然，毋庸多赘。中间的那种，基本出自文学评论工作的从业者，他们每年都要发表多篇文章，对多个作品做出或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把形势说得太好或太坏，都会与他们自己所写的“多篇文章”的总和相矛盾。当然，从“玩”的角度讲，这两种推导实用性有余，趣味性不足。最有趣的还是第三种，即左边的那种——“文学死了”，“全是垃圾”。此类推导者的身份，就相当地可疑了。如果是消费者，那倒是合乎逻辑的，比如在菜市场，卖菜的说菜好，买菜的说菜不好，很正常。问题是他们好像并不是买菜的，倒是种菜的。那么，他们是在检讨自己对文学之死负有责任？是在忏悔自己制造了垃圾？好像也不是。他们都是聪明人，即便糊涂一时，也糊涂不到抽自己的嘴巴，往自己脑袋上浇泔水。说来惭愧得很，这个逻辑链我到现在也没能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