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此文真的很好玩

作者:陈福康




  以本人对《文学自由谈》的理解,我知道这本杂志是不会发表正儿八经的考据文章的。因此,看到今年第4期上一篇《谁是〈水浒传〉的作者》时,我也就是当作该刊一贯爱登的“好玩”的文章来读的。没想到一读之下,竟真的发现有好几处特别好玩的地方。
  我先要说明,本人对《水浒传》作者的问题,是没有什么深入研究的,当然我也一直认为所谓的“罗贯中”“施耐庵”非常可疑。因此,我对上述文章的基本观点并没有什么大的异议,只是对这位作者仁兄(或仁弟?甚或为仁叔?仁伯?)的好几处缺乏最起码的文史常识的说法忍俊不禁。
  一是文章引了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篇》(陈按,当为“续编”)中称罗贯中“与余为忘年交”,“别后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诸语,说:“所谓‘忘年交’至少也是五十岁相知相逢,换言之,无名氏与罗贯中相识时,其中一人或者两人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那么‘别后又六十年’岂不是一百一十岁?”一般人是活不到这个岁数的,因此,文章斥之为“鬼话”。然而,“忘年交”本就是不拘年岁辈分而成为朋友的意思,一般只要相差十几岁的朋友就可以称为“忘年交”了,决不是非要“至少也是五十岁相知相逢”。例如,晋·张隐《文士传》称祢衡与孔融为忘年交,“时衡未满二十,而融已五十”。也就是说,当祢、孔二人相交时,祢还不到20岁。那么,如果“别后又六十年”,祢衡也还不到80,完全可以活着。如果无名氏与罗贯中相知相逢时无名氏年纪比祢衡更年轻一点,那么别后六十年连罗氏也可能活着呢!再说,“不知其所终”,可以理解为不知罗氏去了哪里,更可以理解为不知罗氏死于何年。这些都是读古文的常识。
  二是文章引了明·王圻《读文献通考·传记类》的一句话:“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认为这里的“说者”“即说这部书(按,即《水浒传》)的艺人”。文章在此之前引过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攻击罗贯中因写《水浒传》而“子孙三代皆哑”的话,这里又说王圻比田汝成还险恶,因为田氏只是仇恨罗氏,王氏则“连所有说书艺人都恨之入骨”。我没想到文章作者竟连如此浅显的古文也看不懂!王氏说的“说者”,也就是“论者”,即指田氏;所谓“谓”,也就是“说”。王圻不过是引了田汝成说的话,并没有“任意篡改田汝成的观点,企图‘通考’出点新鲜花样。”出新花样的倒是该文作者自己。他连这个“谓”字是什么意思也不懂。如果“说者”就是说书人,那么,说书人“谓”子孙三代皆哑,难道是咒自己的子孙?
  三是文章引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称“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一句,指责胡应麟“竟然自以为是地断言,施耐庵是元代‘武林’中人”。看来,又是他自己“自以为是”地把地名的“武林”,当成了舞枪弄棒的场所了。其实,“武林”就是文章多处引述中提到过的钱塘、杭州!稍微读过点古书的都知道,如元·周密写有《武林旧事》,明·高攀龙写有《武林游记》,该周、高二人当不会都被文章作者认为是“武林中人”吧?
  文中好玩之处还有不少,如,它举出无名氏《录鬼簿续篇〔编〕时说:“首先,无名氏是谁?显然是个假托的名字”。看来,他认为这是一个笔名了。(近代文人中确实有以“无名氏”为笔名者,前几年刚去世。)然而这个无名氏则并不是一个“假托的名字”,而是1930年代郑振铎等人在宁波发现明蓝格抄本贾仲明《录鬼簿》稿后附有不知何人添写的内容,因称之为无名氏之《录鬼簿续编》。再如,文中将“令人不齿”写成了“令人不耻”;“追溯旧闻”则被解释为“追忆过去的所作所为”。又有诸如“《元史》虽然是皇家修订的,……但是开科考试这样无足轻重的事是断不会漏记的”这样的话,实在令人费解。“无足轻重的事”,也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么,为什么一部堂堂的正史“断不会漏记”这样微小的事呢?看来,作者是把“无足轻重”当作“举足轻重”来用了吧?
  这位作者仁兄(弟?叔?伯?)还说他“发现古人做学问非常马虎”呢?我看,还是请你检讨检讨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