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文坛的假面狂欢何时休矣？
作者：姜 瑛
这是一个没有文学偶像、只有文坛明星的时代。“出名”与“出色”本是两回事，搅进文坛就说不清了。文学“大师”很难显形，潜心写作的作家如濒危动物，更多的作家军心涣散，在那里左顾右盼，心猿意马，写作几乎成了点缀。一旦有作品出来，就开始忙于竣工典礼般的名为研讨、实则炒作的造势。最见功力的还要算某些摇唇鼓舌、见风使舵的评论家。利益的驱使他们永远疲于奔命，煞有介事，其“敬业精神”令人动容。他们与传媒联姻，被各种红包喂得油光满面，其表演功力早已炉火纯青，足以笑傲江湖，说他们不是公众人物，恐怕连自己都会喊冤叫屈。
传媒时代的文坛当然可以有公众人物，但文坛的公众人物一旦沦为非文学的牵线木偶，味道就全变了。倒是望百老人季羡林和80后小生韩寒很有些卓然不群。季羡林老人曾多次表示，要摘掉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此举意义何在？要知道这三顶桂冠中任何一顶都是多少人的梦寐以求，而三顶桂冠既不是老人自封，也非媒体炒作，而是为今日学术界所基本认可的，但老人很固执，用他自己的话：“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在这个文化泡沫日益泛滥的时代，老人用一种朴实无华的方式，拷问了真正文化人的操守和气节。韩寒小生多次表现出拒绝文坛招安的狂气，我曾怀疑这是媒体的操弄而从未当真，但他在自己博客首页的那则《我的公告》，却使我汗颜了一把：“不参加研讨会，交流会，笔会，不签售、不参加颁奖典礼，不参加演出，12月前接受少量专访，不写约稿，不写剧本，不演电视剧，不给别人写序。”不用说，不仅我做不到，在整个文坛也属于空谷足音。“公告”同样朴实无华，却展示了与韩寒年龄不相称的一种稀缺的本真、品格与气度，韩寒博客在“新浪”网的点击率长期居首，显然绝非浪得虚名。相比之下，文坛的反面事例就太多，也太烂了，且居多冠冕堂皇而大行其道。
一个作家，如果使人感觉不出他有多少文学气质，或者说，他身上散发出的多是官气、商气、江湖气和文痞气，不用说他的文学气数已尽，即使还拖着唬人的光环，也不过是个泡沫。但文坛的情形千奇百怪。有些作家多年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却练就了一身“诗外”功夫，照样欺世盗名，并能在文学与非文学领域占尽风流。他们的基本状态是，名头虽响，壳子虽大，作为作家的能量已是强弩之末，但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泡沫指数”却居高不下，而恰恰是文坛为之提供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按说，文学界人士一旦变成哗众取宠的公众人物，评论界就应该忽略他，读者就有理由唾弃他。文学史是最不讲情面的，优胜劣汰的法则永远成立，从此意义上，这类人倒也无损于文学。堪忧的是，一些本来极有天分和潜力的作家，竟也东摇西晃地找不着北了，致使写作质量直线下降；更令人扼腕的是，有的作家本有大家的写作气象，却也心浮气燥，逐渐丧失了经典写作的能力。我甚至想，即使清醒笃定、洁身自傲如王小波者，像文坛这么个折腾法，还会不会被人们视为“高手在文坛之外”，真的很难说。
但我相信，孙犁先生若活在今日，仍会恪守“文学乃寂寞之道”的信条和文人“宜散不宜聚”的主张，而孙犁之耐得寂寞，之深居简出，之不愿抛头露面，在中国文学界更是有口皆碑，堪称异数。他从不把自己当官员，他很少出席各种会议，即使去了也不愿坐主席台，只有回到自己那间堆满各类书籍的简朴小屋，他才感到踏实。孙犁曾把《敬斋泛说》中的一句话贴于座右，引以为鉴：“吾闻文章有不当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践行这五条，对于孙犁不过寻常事，而对于相当多的中国作家，哪一项都成了难以逾越的标高。
文学写作永远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劳作，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谁也无法越俎代庖。文坛活动和作家聚会当然可以存在，但应该围绕着文学的本义展开，应该充满了真理般朴素、赤子般诚恳、阳光般透亮和宗教般情怀。前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玫瑰》中多次提到，他和盖达尔、罗斯基、格罗斯曼等作家每年夏天都在索罗特恰地区过集体生活，文学成了他们相聚时的一切，文学也净化了他们的精神和情操。类似的记载在19世纪的法国文学史中亦不乏其例，作家常常是以民间沙龙的方式保持彼此的交流风气和畅言氛围，至今为人乐道。《金玫瑰》这本关于作家的“劳作”札记，就讲述了巴黎文学沙龙中的一些逸事，有一次左拉指出，作家写作只应当根据精确的观察，想象力无关紧要，他左拉就是这样做的。当时莫泊桑也在场，他当即问左拉，那么您常常根据报上的一条简讯就写出一大部长篇小说，而且一连好几个月足不出户，又该如何解释？左拉没有作声。莫泊桑拿起帽子就走了。莫泊桑不是故意轻慢左拉，而是他不允许任何人对文学想象力如此漠视。这种敬畏文学、热爱文学的直言场面，在歌舞升平的中国文坛真的是久违了。
而一旦文坛折腾惯了，是很容易上瘾的，如果一天没闹出点儿动静，有人就会若有所失，无精打采，骨头缝儿里奇痒，浑身不舒服，像是白活了24小时。我有时想，中国文学真是多灾多难啊！十几年前，大家还在为文学边缘化的暗淡命运而焦虑不堪，却仿佛转瞬之间，文坛就成了居高临下、春光拂面的巍峨新贵，而文学却沦落风尘，不仅低眉顺眼，还在被迫卖笑、卖艺，甚至卖身，卖春。血气尚存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对此似乎忍无可忍了，他痛斥“当下的文学生态，就像一个‘工业化’的垃圾生产系统，跟用激素、化肥、杀虫剂弄出来的农作物一样”。他同时表示了一种决绝的姿态：“与上世纪８０年代不同，中国文坛现在是个庞大的垃圾站，被各种骗子和庸人所把持，我正在考虑再次退出江湖。如果我沉默，那不是因为我被骂走了，而是我找不到令人钦佩的对手。”所有的孤独者中，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为痛彻肺腑的一位。但我也有隐忧，随着具有良知、血性的思想斗士因激愤因失望而撤离现场，中国文坛的种种怪现状将更加肆无忌惮，这是所有牵挂中国文学命运的人不愿意看到的。
不过，已经有人在为文坛的喧闹寻找理论依据。一种时尚的观点指出，由艾布拉姆斯草创、经由刘若愚改造的文学活动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已经过时，因为“它忽略了当下的现代传媒文化语境对文学现实生成所起到的建构作用，更没有看到文学活动领域中传媒因素的制导力量和现代传媒在当下文学存在方式中应有的构成意义”，因此，“现代传媒是现代传媒文化语境中除了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之外文学活动的‘第五要素’，这是现代传媒文化语境中文学存在的实际状况对修改文学活动‘四要素’说的现实要求”。其言之凿凿，似无可置疑，并且，我也相信热热闹闹的中国文坛绝对能提供出大量佐证，我只是担心，文学会不会随着类似“第五要素”的东西源源加入，而流失掉自己更本义的质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难道中国文坛还不够令人忧心忡忡吗？
80年前的鲁迅先生，曾对中国现状说过一句话：“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能由此得死。”今天读来，仿佛那个振聋发聩的预言仍在耳畔回响。此刻，我在尽量提醒自己，不，不是的，中国文坛并不是这样，中国文坛不可能是这样。然而很遗憾，我无法欺骗自己。但我不认为中国文坛从此无可救药，就像我不会认同“文学死了”的过激之论，因为我对中国文学还抱有无限期待。中国文学不会“死”，也不可能“死”。化蛹为蝶，向死而生，中国文学地平线一定会被旭日的光芒而覆盖！我还想说，若真热爱中国文学，就应该多付出一些敬畏、呵护和培植，而不要消耗她，折腾她，糟蹋她，异化她，任由假面狂欢的文坛“公害”如此招摇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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