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水浒传》的作者
作者：李 骞
现在出版的《水浒传》多数署施耐庵的名，于是便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即《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最后的编辑、整理、定稿者是施耐庵。其实，这种观点明代后期就比较盛行，如明人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表面上看，这篇文章似乎很全面，对施耐庵生平干了些什么事，为什么要写《水浒传》，除了此书还写了些什么著作，都作了一一说明。因为王道生自称是施耐庵的晚辈和邻居，所以他杜撰的这篇“墓志铭”就成为后人认定《水浒传》是施耐庵创作的主要明证。但是只要认真揣读，便可发现这篇施耐庵的“墓志铭”假而又假，纰缪颇多。文章开篇写道：“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书，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其记载似乎十分明白，施公名子安，字耐庵，于元贞丙申年出生，至顺辛未年考取进士，曾经在钱塘做过两年的官员，因为性格直爽，与当时的达官贵人不合，便辞官回到家乡，闭门写书，追忆过去的所作所为，烦闷而不得志，最后抱恨而终。看上去滴水不漏，但只要略加推断，就缪处顿显。先说“至顺辛未进士”，根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元朝开科选士一共进行了七次，分别是仁宗延佑二年、延佑五年；至治元年；泰定元年、泰定四年；天历三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元统元年。《元史》虽然是皇家修订的，或许有很多不利于统治者的史料会被删除，但是开科考试这样无足轻重的事是断不会漏记的，而且这七次考试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即每次科考相隔三年。王道生所说的“至顺辛未进士”，是指施耐庵在公元1331年考取进士，这纯属奇闻，因为至顺辛未这年元朝根本就没有开科考试，施耐庵又怎么考取进士？那么是不是王道生将“至顺元年”误为“至顺辛未”？然而，至顺元年的进士名单中并无施耐庵的踪影。进士已属天子门生，高中皇榜的人史书上应该不会有误。再看王道生的“曾官钱塘二载”说，钱塘就是现在的杭州。如果施耐庵在杭州做过官，那怕是个不入流的小官吏，即使《元史》上没有记录，地方志上也应该有零星记载，但《浙江通志》、《杭州府志》、《钱塘县志》等地方史书上，元代的大小官员名单中就没有施耐庵或施子安其人。以此推论，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完全是无中生有、道听途说的闭门造车，因为历史上就没有施耐庵其人。王道生为了证明自己的立论，又历数施耐庵的大作：“先生之著作，有《志馀》《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侠客传》（即《水浒传》）。每成一篇，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尤多。”这又让人糊涂了，《三国演义》是以罗贯中之名编辑整理的，怎么又成为施耐庵创作罗贯中校对的了？而且《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写作价值取向完全不同，《三遂平妖传》把领导农民起义的王则称为“妖”，赞美的是“平妖”的功臣文彦博，这和《水浒传》所倡导的社会理想是背道而驰的。据文学史家考证，《三遂平妖传》属冯梦龙编纂的作品，而非施耐庵。很显然，王道生的这篇《施耐庵墓志》属于捕风捉影之作，因为他自己尚不敢确凿认定是否有施耐庵这个人存在，所以很多话均是模棱两可。譬如文中说道：“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之；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这足以说明王道生对施耐庵生平事迹并不知道，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佚事，但是，虽然如此，他还是可以不绝如缕、一条一条地把那些人所共知的事详细叙述出来。至于说到施耐庵本人，王道生自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不得亲见”，只是想望一颜面都没有实现。为了证实自己谎言的真实性，王道生又编造了一段他与罗贯中邂逅相遇的历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髻，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佚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这似是而非的谎话被王道生编得好像是无懈可击。当然，他自己留了一手，一旦谎言穿帮，他就把责任推给罗贯中，因为施耐庵去世时他只是幼儿，还没有长大。等到长大成人了，偶然在福建的旅馆遇到施耐庵的学生罗贯中，并同宿一个房间，于是，两人相见恨晚，就着蜡烛的余烬畅谈施耐庵生平佚事，凡谈到可歌可泣的地方，两人都禁不住慷慨悲伤。王道生与罗贯中在他乡不期而遇的故事，真可谓是古人“无巧不成书”的经典版本。但这还不算巧，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还编出一段他是施耐庵一墙邻里的胡话：“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这篇《施耐庵墓志》的故事真是编得严丝合缝又无巧不成书。这王道生不仅是施耐庵一墙之隔的邻居，还在他乡巧遇其门人罗贯中，又恰巧遇到施家后人（施述元）迁施耐庵的墓于兴化大营，并与施述元相交四日，留恋不止，舍不得离去。于是向施家后代询问了施家的家世、施述元今后的志向，但都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惟独问到祖上施耐庵时，得到的结论是“与罗贯中所述略同”。王道生写这篇《施耐庵墓志》，用绞尽脑汁、挖空心思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实在一点都不过分。把一个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人写得有根有据，入情入理，真正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欺天奇闻，这作假的功力的确令人叹为观止！除王道生给施耐庵写墓志铭外，明人杨新在《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也提到施耐庵：“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这篇墓志铭写的施耐庵的后人施以谦，文中提及的有关施耐庵的资料，基本是抄袭王道生，只是在抄袭过程中有意拔高施耐庵的品格,所谓“高尚不仕”，就是道德高尚不愿意做官。而且还吹嘘说明朝建国后，朝廷曾下诏书要施耐庵出山做官，他也坚决推辞不就，隐居故里著《水浒》以自得其乐。这些带有彰显的文字，都是后人故意抬举施耐庵之所为，不足为凭。明末清初的才子评论家金圣叹不但极力反对李贽的“《水浒》忠义说”和“发愤著书说”，而且，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他认为非施、罗二人合著，而是施耐庵独立完成的。金圣叹点评的《水浒传》对原书的结构作了大幅度调整，虽然以袁无涯的一百二十回刻本《忠义水浒传》为底本，但只保留了七十一回，七十一回之后的内容被他大刀阔斧地拦腰斩断，并将第一回改为“楔子”，再写一段“惊噩梦”为结局，还借施耐庵的名写了一篇《原序》，对《水浒传》成书的原因和过程作了详细交待，“是《水浒传》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灯下戏墨为多；风雨甚，无人来之时半之。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这篇所谓的“施序”当然百分之百是假的，但是文字却十分漂亮，有的句子千古流传。所以，金批《水浒传》于1641年刻成之后，风行三百多年，大大提高了施耐庵的知名度，同时也误导了世间很多读者，都认为《水浒传》的作者就是施耐庵一个人。
由于金批《水浒传》流传广泛，受其影响，清朝有很多人都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如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里就明确说：“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代皆哑。”这又是正人君子们对《水浒传》流传的仇恨心理，为了证实自己立论的正确性，铁珊还举了几个莫须有的案例：“袁于令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而言，舌尽而死。高兰墅撰《红楼》，终身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仆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铁珊的观点与明朝田汝成、王圻之流如出一辙，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视《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等名著为洪水猛兽，对作品的作者更是刻骨仇恨，极尽谩骂之能事。而且铁珊的观点都是抄袭别人，不值一提。清朝人都认定施耐庵是有其人的，并且还有“族谱”、“宗祠建立纪述”之类的记载，但是，这些文字记述大多是来自明朝人的一知半解的说教，并无太多新论。如陈广德在清咸丰四年写的《施氏族谱序》和自称施耐庵第十四世裔孙施岑在清咸丰四年“谨记”的《施氏宗祠建立纪述》等。非常奇怪的是这些纪述都把施耐庵作为施氏家族的始祖，而施耐庵之前的施家祖上均无记载。如《施氏宗祠建立纪述》、《施氏族谱》之类，对施氏祖先没有丝毫信息的传递。
综上所述，施耐庵、罗贯中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他们只是一个假托的符号。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从中国古代的社会实情说起。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史上，诗歌和散文是文学的正派产品，而小说这样的文体从来都归属于不入流的“街谈巷议”、“稗官野史”，作者常常遭到统治者的迫害和正统文人的唾骂，前面说到的施耐庵、罗贯中子孙“三代皆哑”就是很明显的例证。这样的人文环境，作小说的人自然从来不著真名，都只是找个假名作替身，这就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很多麻烦，尤其是好钻牛角尖的考据者。既然施耐庵、罗贯中是虚拟的人物，那么彪炳千古的《水浒传》又是谁创作的？答案中只有一个：无名氏。不过这个“无名氏”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的民众。其实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许多扛鼎之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不是个人的创作，而是融汇了多人甚至无数人的智慧积累而成的，《水浒传》尤其如此。《水浒传》最早的蓝本应该说是南宋时代的民间说书艺人的说唱底本，这些本子大多是批评南宋小朝庭北面称臣的政治策略，这样带有“泄愤”性质的说书，自然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其流传的广泛性可想而知。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难以计数的说书人和听众都参与了创作。元人无名氏撰写的不是历史的历史文章《大宋宣和遗事》为《水浒传》的流传垫定了事实基础，而元人数不清的“水浒”戏曲对《水浒传》的最后成书准备了艺术框图。到了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一些书商为了获取更大利润，把这些民间创作收集起来，请文人进行加工，然后刻印成书，将原来供听众“听”的说唱本变成小说卖给读者，最后又经过许多才华横溢、睿智进取的文人再创造，才形成现在我们读到的《水浒传》。所以说，《水浒传》的真正作者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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