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缅怀诗人田间

作者:刘怀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曾和田间同志相处十几年。他是河北省文联主席、《河北文学》主编,我是《河北文学》的编辑。他的主要精力是文学创作——写诗,家住在北京,除了年终总结工作、研究下一部的工作计划时,凑到一块儿交谈,平常里接触不多。
  但他的为人,他的作品,给我的印象很深。这种印象,是我和他直接接触,同时从当代一些著名诗人、作家对他的谈论中得来的。他为人忠厚、坦诚、光明磊落;诗作充满了战斗激情。像著名诗人艾青、李季、郭小川、贺敬之,在谈到田间时,都是赞不绝口的。有的甚至说他当初写诗的思路受过田间很大的影响。有一次文学大师孙犁谈到田间时说,“田间是一团火,在中国田间这样的诗人为数是不多的”。
  田间原名童天鉴,1916年生,安徽人。他自幼酷爱文学,早期读《诗经》对他影响很大。1933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念书时,加入了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写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新诗,出版了表现人民苦难和斗争的《未名集》《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诗集。他在作家联盟担任左联刊物《文学丛报》和《新诗歌》编辑,主编《每月诗歌》,受到鲁迅的称赞。特别是在日本接触了裴多菲、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诗作之后,创作思路更加开阔,文笔爆发了战斗的激情,形成了他自己诗作的风格。
  抗日战争爆发后,田间迅即从日本回到祖国,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以笔作武器,写出了《给战斗者》《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诗篇,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充满了爱国情潮。1938年他由武汉来到晋东南,投入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时任战地记者,时间不久来到延安。他和当时的文艺战士一起,发起了街头诗运动,写出了《毛泽东同志》《义勇军》等富有鼓动性的街头诗,当地百姓读后深受鼓舞,群众称他是“时代的鼓手”、“抗战的号角”,闻一多说:“田间是擂鼓的诗人。”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常常整夜不眠,心血都用在了诗歌创作上。精短的战斗诗篇,高昂激越,质朴干脆,节奏急促,旋律跳动,犹如长河激流在读者心田里涌动,鼓舞着广大群众奋起抗战。
  晋察冀边区文协成立后,田间担任了副主任,并当选为边区参议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迅速深入到基层,调查研究,和农民交朋友,熟悉农民生活,充实生活素材,时间不长便写出了表现农民翻身求解放的长篇叙事诗《赶车传》《戊冠秀》等。在此期间,他担任过盂平县委、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长、雁北地委秘书长、冀晋区党委《新群众》杂志社社长,并以此为阵地,发表了许多歌颂抗战英雄的诗篇,同时扶植起一批青年文艺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田间作为文学界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很熟悉田间,在会上握住他的手,热情地鼓励他写出更多更好的诗作。当时他担任着中国作家协会创作部长,文学讲习所主任。他和老作家丁玲一起,在讲习所培训青年诗人和作家,为新中国的文艺队伍发展壮大付出了心血。抗美援朝期间,他两次去朝鲜战场,深入到战火纷飞的前线,慰问官兵,了解战情,写出了多首诗作和散文集《板门店纪事》。
  50年代后期,田间到河北省文联任职,经常去农村深入生活,和农民交朋友,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写出了大量的反映农村现实状况的诗作,当然这些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照像式的反映,而是升华了的文学艺术作品。他多次出国访问,广交国际朋友,沟通中外文化,并写出多首诗作和散文篇章,像《欧游札记》、《非洲游记》等,受到海内外读者好评。部分诗作、散文被译成日、德、法、朝、罗等多国文学。
  田间不仅在诗歌创作上成绩斐然,而且在文学理论上也有着较深的造诣。他提倡向民歌学习,在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费了很多心血,通过创作实践,探索诗歌创作规律,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由于田间在文学领域做出了令人敬仰的贡献,他曾两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荣誉。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革命老诗人,在“文革”中却遭到极为残酷的打击。造反派昼夜不停地批斗他,推搡,动拳,逼他站高凳,跪砖,无情地折磨他,叫他承认《赶车传》是把车赶向资本主义道路,叫他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
  但是田间毕竟是田间,是光照人寰的童天鉴。他有着一身的硬骨头精神,不论造反派们怎么折腾他,他的办法就一条:闭口不言。就这样熬到了“四人帮”倒台,党和人民为田间恢复了名誉,重新回到了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
  不幸的是,田间由于在“文革”中身心被摧残,留下了病根,刚过花甲之年,这位人民的歌手、革命的诗人便与世长辞了。至今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每当想起我的这位老领导,心中总是很不平静,思绪绵绵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