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两生花：丁玲与波伏瓦
作者：李美皆
丁玲出生在湖南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波伏瓦出生在巴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巴黎相当于大都市，湖南相当于外省或乡下。然而时代却是同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
“五四”运动发生时，丁玲参加了游行、讲演、剪辫子等学生运动。17岁时赴上海，考入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校。18岁时在母亲的支持下与表哥解除婚约。19岁时结识著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并经其介绍进入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这足以证明，丁玲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颇具先锋意识的“新女性”。
同样19岁时，波伏瓦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她们的追求是一致的，她们都具有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和个人意志。
1924年，丁玲20岁，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等旁听文学课，并结识了胡也频。21岁与胡也频结婚。至此，丁玲有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
1929年，21岁的波伏瓦与萨特共同参加中学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在准备口试时相遇。会考的题目是《自由与偶然》，似乎暗示了他们的相遇，也暗示了他们的一生。考试结果是萨特第一，波伏瓦第二，两人同获哲学教师资格。在几个追求者中，波伏瓦选择了萨特。萨特是波伏瓦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也是她终生的伴侣——虽然为了保有个人自由，他们并没有缔结传统的婚姻关系。
她们都在21岁将自己的人生拓展，将生命之门打开，让男人进来。她们的生命将因而变得完美或残缺，尚未可知。
1927年，丁玲23岁，写出了她的处女作《梦珂》和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顺便一提，在现代作家当中，似乎存在着一个“23岁现象”，除了丁玲，还有张爱玲、曹禺等，都是23岁写出重要的作品，一举成名。在大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女作家才重新开始个人化写作，重新开始书写女性的隐秘内心，觉得新潮前卫得很，实际上，没有一个写得过丁玲。在网上，甚至有人拿丁玲与木子美做对比，由此可见其个性、前瞻性以及时代的挑战性。在人性与女性的解放程度上，年长4岁的丁玲丝毫不在波伏瓦之下。
1931年，波伏瓦23岁，大学毕业，开始担任中学哲学教师，并开始写作，决心成为一个名作家。1943年，波伏瓦发表第一部小说《女客人》，同年离开教学工作，开始职业作家的生活。
公允地说，波伏瓦的文学起点不如丁玲高，波伏瓦的才华也逊于丁玲。
与胡也频结婚以后，丁玲才遇到她刻骨铭心的爱人冯雪峰。冯雪峰当时已是地下党员，因为爱“所爱之所爱”，丁玲在冯雪峰指引下，一步步向革命靠近，向政治靠近。丁玲有一颗莎菲的灵魂，但冯雪峰严厉的爱如无法拒绝的权力意志，使丁玲莎菲时代的个人情感渐渐淡化，终于由一名新女性、性情女作家，变成一名革命女性、革命作家。但冯雪峰与丁玲并没有成为革命伴侣。
在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同时，丁玲的创作由“莎菲”时代转向“革命加恋爱”题材，向革命文学靠近。1931年，胡也频成为“左联烈士”，丁玲“化悲痛为力量”，开始接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创作上，丁玲也摆脱了“革命加恋爱”公式，力图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正面描写阶级斗争现实。1932年，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下半年出任左联党团书记。这是丁玲政治生涯的开始。
在失去胡也频和冯雪峰之后，第三个男人来到了丁玲的生命中，这是一个给她带来耻辱的男人，同时也是一个无辜的男人。丁玲之所以在1931年和冯达住到一起，是因为她需要一个人来照顾自己的生活。他们过了3年平静的生活，直到1933年，一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南京软禁3年。1936年，在党的营救下，丁玲逃离南京。同年赴陕北，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
在丁玲把自己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波伏瓦把自己的命运与一个男人、一种哲学结合在了一起，这个男人就是萨特，这种哲学就是存在主义。对于波伏瓦来说，萨特就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就是萨特，萨特和存在主义是不可分的，因此，她把爱和人生价值最大限度地统一了起来。尽管萨特与波伏瓦在一起，相互之间智慧的满足远远大于爱欲的满足。但波伏瓦依然终生深爱着萨特，终生贯彻着他和她的存在主义，在相对的意义上，她既没有因为爱而失去自我，也没有因为自我而失去爱。
她们都在经历，在寻求女性生命的圆满——在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在男人和主义之间。她们的主义往往与具体的男人有关，不同的男人和不同的主义，将决定不同的她们。这就是她们生命的发展轨迹，并不因其杰出，更不会为男人所主导。不同的是，波伏瓦奉行的是自己肯定的主义，她的主义是和男人一起到来的；丁玲则没有那么肯定，她的主义是后男人而到来的。
到达陕北，意味着丁玲革命和创作的新开端，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主要从事实际工作，为抗日救亡服务，同时，还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作品。丁玲那一时期创作的现在看来仍然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于主旋律都不是那么贴切的，也可以说有点“反骨”，可能那颗“莎菲的灵魂”还在抬头。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结婚了。丁玲依然是多么有个性的女人啊。陈明是丁玲生命中最后一个男人，也是伴随她到生命终点的男人。
1942年，丁玲还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其后，响应号召，开始思考如何写好工农兵的问题。丁玲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工农兵的作品，其中《田保霖》受到毛泽东的大力表扬。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便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何况毛泽东还是那么具有征服力的一个男人，丁玲对革命更加投入。1946年，土改开始，丁玲立刻请求参加土改工作队。丁玲深入农村，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1948年，描绘土地革命壮丽图景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完稿了。现在看来，这部在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小说，除了中学课本里称为《果树园》的那一段描写李子俊的女人较为成功外，其他在文学性上并没有什么。而这个李子俊的女人之所以写得成功，还是因为调用了与“莎菲”一脉相承的精神资源。
1946－1949年间的波伏瓦在干什么呢？在二战之后的冷战局势下，萨特希望找到一条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中间道路。波伏瓦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也陪着萨特进行了一些社会政治活动。1946年，波伏瓦开始写《第二性》，用了两年的时间。这期间，她还伴随萨特频繁出访。波伏瓦对观光有着超常的兴趣，常常徒步或骑自行车考察风情景物。与此同时，丁玲正在深入农村考察土改。相比之下，这两种考察的不同正好见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生活特性上的区别。
1947－1948年间，波伏瓦三次赴美国，第一次是去讲学，后两次是去探望她在萨特之外的另一位重要的情人——美国作家NelsonAlgren。去美国讲学是她第一次离开以萨特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文人圈子，当她和男人们坐在一起侃侃而谈的时候，还是作为“萨特的女人”被注视的。美国女性给波伏瓦留下非常退化的集体印象：她们仍然是家庭妇女。二战之后的美国的确是妇女运动的一个低谷。波伏瓦在审视美国女性的地位时，想必也将自己与萨特的关系放置其中了，毕竟，她与萨特的和谐中有着不平等的部分。《第二性》的写作始于自我分析的冲动，但已经39岁的波伏瓦清楚，她不能浪费时间去写一本只与自身有关的书了。波伏瓦的美国之行与热恋事件对《第二性》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她由最初自我剖析的设想，转化为报导性的专题考察，最后，完成了一本具有学术意义的专著。这本书成就了波伏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