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从丙戌到丁亥的杂感
作者：金 梅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与政治，或直接，或间接，始终存在着扯不断的关联。在封建社会，这种关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那个时候，正统文学是要求载道的，而道的核心，就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封建主义的政治、道德和伦理观念；二是，文人与官员，绝大多数是合二而一的。这是因为，当官是文人的惟一的，或者说是最佳的出路。但一个不容否认的规律是，凡有成就的文化人——诗人或小说、散文家，他们留在文学史上的杰作、佳作，几乎都是在没有得意之时，或失意、贬谪、放逐，也可以说是在远离权力中心之后写出来的。因为只有在彼时彼地，他们才能去接近大众，体察生活之艰困，感受世态之炎凉，彻悟人生和生命之涵义，以此，也才能将自己独特的真情实感，倾泻于笔端，流传于后世。而当其在仕途上春风得意之时，即有作品，多系应景、应时、应酬的泛泛之作。这类作品，尽管也被编入文集，但不能传之于当代和后世，文学史也不会记载下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乾隆皇帝一生所写的诗歌，超过了《全唐诗》所收的总量。和珅每听皇上刚诌出几句，便赞不绝口，捧之上天，但现如今，有哪首诗被后人所记忆呢？这是说，患难之时，才有真情实感，有真情，有实感，才有真诗真文。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文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扯得太直接了，前者成了后者的工具，其消极后果已有目共睹，无须多说。但现如今，文艺与政治的关联，是否就很恰当、很正常、很纯洁了呢？也是很难说的。余生也晚，但就个人有限的文坛经历而言，在“文革”之前，作家们对官场的关注和兴趣程度，决没有现在如此浓重，如此赤裸无遗。而文坛本身，也早已成了变相的官场。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不去说它了。
另一种新景观是，正在得意场中应酬交际、觥筹交错，或在风景绝佳处前呼后拥、流连忘返的一些官场中人，尽欢尽性之余，时有诗作见诸报刊显著位置。写得多了，还能付梓出版。某地一位官员，曾出版了一部诗集，其首发式规模之大、规格之高，真要令专事写诗作文者羡煞，也愧煞了。当地的报纸，还接二连三地用超乎寻常的大块版面刊发鼓吹文章。给人的印象是，好像中国又出了位李白、杜甫或曹雪芹似的。但便是从吹捧文章中介绍的那些内容，或引出的那些“佳句”来看，也实在看不出其作品有多少深远高妙之处。
从一家文艺类行业性报纸上，经常看到大版大版地推介某位横空出世的小说、散文家或诗人的专版，其中有的就是正在位置上的官员。据一位知情人透露，没有一笔可观的银子，是拿不下来这一二块版面的。
一些对文学情有独钟者，常常感叹出书不易，发表文章难，有的弄了一辈子，也出不了一本书。其实也不尽然。笔者有时想，能不能将那些官员们的大作，称之为“官员文学”或“仕途文学”，在多姿多彩的“百花丛”中再添一景呢？然而又一想，“官员”与“文学”，或“仕途”与“文学”，常常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是很难结合起来的。
二
一位大师去世了，从表面上看，同辈或晚辈们表现出来的，都是哀悼的举动，或颂扬其业绩和品德的言词，但细细琢磨起来，各自的心态和意欲收到的社会效应，却是很不同的。其间，真正出自内心的崇敬者，自然是多数。但也可以看出，在少数“异类”中，谬托知己者有之，自称（或暗示他人称谓）系大师一二“密友”者有之，亡者生前曾受其排斥者亦有之。更有甚者，虽还没有明言，其实际做法则在表明，只有他们是大师著作的惟一编纂者和出版者，别人是不能、也不该染指其间的；而令人疑惑的是，未见其先前曾受托或主动为大师编纂过一本书，但其一而再、再而三地汇编大师的书，又都是在大师神智开始模糊之后。（其实，大师本人在封笔之前，就已多次表示过，他不愿意别人再炒他的冷饭，把他的作品反反复复地编来编去。）当然，如果他们编得上乘，质量优良，从而能与大师一起留名后世，也应该算是为文坛做了一件善事。但不知是出发点有问题，比如急于出名，或功力不够，又不能认真从事，其效果也就往往不可恭维了。——其所编之书，往往没有章法，错讹百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是在宣传大师的业绩，还是在自我邀誉的同时，损害着大师的声誉？
而在这些人的文字中，常常出现亡者生前若有若无的一些言行，意在炫耀其与亡者生前的密切程度；而另一类人之为文，只是为了避免世人（主要是知道内情的同行中人）非议其有失身份，不得不说些言不由衷的淡话。殊不知，很可能他是弄巧成拙了。而最后一种人的举动，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是在借机附骥留名，以求得某种“研究家”或“权威”的名声罢了。
这使我们想到了鲁迅的话：“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耻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忆韦素园君》）
秀才人情一张纸。这类纸，多数是洁白的，但有些时候，也被某些人污染熏黑了。写在这后一种纸上的，由于缺乏真情实感的言辞，是到不了送赠对象那里的。便是到达了，送赠对象也不会领情吧。
三
孙犁在《我的丛书零种》的附记中云：“余向无大志，心中无规模，做事无气魄。……及至暮年之季，稍有余裕，余又飘飘然以为自己能作诗；懵懵然以为自己能写字；残存些破烂纸，有时又自诩为藏书家。此实余晚年不自量，无自知之明，三件极可笑之事，宜深戒之。”
孙在《告别•字帖》中还说到：“人非书家，强写狂乱古怪字体，以邀书家之名；本来写不好文章，强写得稀奇荒诞，以邀作家之名；本来没有什么新见解，故作高深惊人之词，以邀理论家之名，皆不足取。时运一过，随即消亡。一个时代，如果艺术，也允许作假冒充，社会情态，尚可问乎？”
前一段话，是孙在自我“三忏”之后的自我“三戒”。意思是说，虽也写些诗作，给人写些字幅，一生也收藏了不少古今书籍，但如果自己也以为可以诗人、书法家、藏书家自居，那就十分可笑了。这是必须深戒的三件事。在孙的自我“三戒”中，已经含蓄着诫人之意。而在后一段话中，则是对某些人的直接嘲讽与告诫了。听说在某座城市的诗人、小说家、画家和书法家中，有“四大假冒伪劣”之说，其情形，与孙犁所说，庶几近之。但愿从此有所改正。
四
几乎所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不会不去关心自己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的。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从而能传之后世，且能流传得愈久愈好。这也是多年来，文学界经常议论的问题。
文学作品有否艺术生命力，以及生命力的长短，取决于作品自身是否具备、包含在作品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之中的普遍性、长久生和艺术性。能在文学史上记载的，有这样两类作品：一类是，虽然艺术性并不高，但还有一定的阅读性，特别是它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地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形态和人情世态，后人想要更多地和形象地了解那一时期的社会生活，还不能不从文学史的记载中获得信息，进而去阅读这类作品。也可以这样说：文学史家们为了全面地描述一定时期的文学面貌，他们也需要把那些虽然艺术性并不很高，却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作品，记录在案；后世读者和研究文学的人，想要了解那一时期的文学面貌，也需要从文学史的记载中去获知相关的信息。这类作品，可以称之为史学性意义上的传世之作。其普遍性和艺术性程度都比较低。与此相连，其长久性，也仅仅局限于一部分人。这部分人，也只有当他们需要具备某种知识之时，才不得不去阅读这类作品，而不是由于这类作品自身的感染力，在吸引他们去阅读。再一类作品，则是真正文学和美学意义上的传世之作。这是“三性”（普遍性、永久性、艺术性）俱足的作品。它比前一类作品要高上几个层次，因而它不仅仅只是记载于文学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能“主动地”，或者说是“自发地”流传于历代无数读者之中。它始终具有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和传之久远的吸引力。这是一种为所有严肃纯正的创作家们所不懈追求，而又只有少数一些人，才能抵达的高境界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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