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论语》到底是本什么书？
作者：陈 冲
问题是：《论语》是一本什么书？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傻到说《论语》是一本专讲如何做人交友、待人接物的书。但是一面要讲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一面又要打着《论语》的旗号来说事儿，就不能不对《论语》是本什么书有个说法。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易中天教授说的，说《论语》的精神就是“让世界充满爱”；一种是于丹教授说的，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
这两种说法，听上去都挺好，大概也会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但是肯定也有人不同意。今天的张三或李四同意不同意，没法挨个儿去问，我比较有把握的，是我们的老祖宗显然不同意。老祖宗已经把话明明白白地撂在了那儿，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够不够用暂且置而不论，有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论语》是一本讲如何“治天下”的书。
一本讲“治天下”的书里，会不会涉及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之道？我的回答是：不仅会涉及，而且必定要涉及。我以前讲过，中国的古代圣贤，是有严格标准的，那就是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劝皇帝当明君，二是教百姓做良民。不仅要把这两件事做好，还得除了这两样其他的事一律不做。有弟子请孔子教他怎样种庄稼、种菜，孔子就断然拒绝，说那不是我干的活儿。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劝皇帝当明君，是个特难侍候的活儿。圣贤们都是极聪明的人，这么简单的事理怎会不明白？所以在各种讲“治天下”的书里，讲到这一节时，一律都是只务虚不务实，无非是“仁政”、“德政”一类的空话，对于皇帝们为什么几乎个个都不喜欢实行仁德之政，则一概避而不谈。这方面不好多说，功夫自然就用在了另外一面，那就是教百姓做良民上。所以，讲治天下讲得好的书，在劝皇帝做明君上未必有什么突出之处，但在教百姓做良民上必有出类拔萃的地方。谁好谁差，就在这上头见出了高低。
那么，这个高或低又是由谁来“见出”的呢？圣贤们都是些言论家，既没有加以实行的能力，更没有这个权力。劝皇帝做明君，皇帝听不听他的，他左右不了。教百姓做良民，百姓听不听他的，他同样左右不了。孔子在自己家乡讲学的时候（《论语》就是这类讲学的结果），本来有不少人听，不料忽然出了个叫少正卯的，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也开课讲学，孔子的听众中忽喇喇便有一批人跑去听少正卯的课，不听他的课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直到后来当了官，有了权，上任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少正卯杀了。也有人不认账，说没有这回事，那么这只是几种说法当中的一种吧。同样作为几种说法中的一种，还讲到人们为什么更愿意听少正卯的课，皆因为少正卯的课比较讲道理，而孔丘的课往往只讲道不讲理，即只讲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不讲或很少讲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所以我说他们只是些言论家，连理论家都不够。从历史上看，在有那么几百年的时间里，很出了几个圣贤，也写了好几本讲治天下的书，且主张各不相同，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谁也不比谁更高一头或更低一等。惟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在世时都混得不怎么样。孔丘死的时候，葬于泗水之上，“墓而不坟”，连个坟头都没起。现在的孔林占地3000亩，那是后来的事。这当中，真正的拐点，真正让孔丘从众多圣贤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的，是汉武帝。
经过300多年时间的检验，孔丘的价值终于被汉武帝发现。汉武帝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出发，自会有不同的看法。说他大有作为也好，说他穷兵黩武也好，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位认真的历史学家，说他是一个实行“仁政”、“德政”的皇帝。那么，他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决不是因为他看上了孔丘主张当中关于劝皇帝做明君的那一部分。他这个皇帝怎么当，那是需要由他、也只能由他自己来决定的事，即便是做错了，也只能由他自己来下“罪已诏”，倘若某个臣子自以为高明，硬要出头来历数他的种种罪状，他是绝不会对这种臣子讲仁政的。他对司马迁的态度，代表了一个皇帝容忍度的底线。当然，公平地说，一个古代的皇帝，能有他这样的容忍度，能在认识到自己有错时下个罪已诏，已经很不容易了，称得上是凤毛麟角了。这也表明他确实是一位有头脑、有眼光的皇帝，而这种头脑和眼光，也突出表现在他对孔丘价值的发现上。具体讲，就是他最先看出，在所有圣贤当中，把教百姓做良民这个活儿干得最好、讲得最透的，孔丘排第一。他这个看法，不仅在后来的两千年的时间里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得到了这两千年里绝大多数的皇帝的认同。如果说这两千年里偶有例外，也就是元朝初期。蒙古人入主中原，一开始不明白孔丘的价值，他们把汉人分为十等，其中“儒”被排在第九等，只比排第十等的“丐”高一等，是名副其实的臭老九。但也就是在那些年里，中国出了个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
即使今天，我仍然佩服汉武帝的眼光。孔丘把教百姓做良民这个活儿，真正干成了一个系统工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为人处世之道，也就是做良民之道，讲得非常全面非常具体，但是这些具体的道，并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各有所属，处在不同的层次，有的是小道理，有的是大道理，最后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着小道理。这里面有的是“目”，有的是“纲”，要做良民，先得举纲，纲举而后，才有目张。什么是孔丘心目中做良民的纲？那就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人们把这个加以归纳并略做发展，就是那明明白白标明为纲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之外，还有两个核心：一个叫“存天理灭人欲”，一个叫“克己复礼”。两个核心，归根到底说的还是一件事，克己就是灭人欲，复礼就是存天理。翻开《论语》，开宗明义第二条，就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条理清晰，逻辑严谨，目的明确：讲孝弟，讲仁，归根到底一个目标，就是让老百姓从“务本”上解决“不犯上”、“不作乱”的问题。
前不久，有一张报纸干了一件刁事，以12年一个轮回为藉口，翻出了一桩旧案，即1994年12月8日发生在克拉玛依的大火。大火夺去了323个鲜活的生命，其中有284个中小学生。旧案当中又有旧案，就是当大火初起时，有没有人喊过“让领导先走”。12年后，真相并未变得清晰，仍是有人坚称听到过这一声喊，有人则说没有听到过。这篇报道的刁钻之处，就在于它避开了这个说不清的听见过或没听见过，而是直接引用多个目击者对当时现场的描述，给出了这样一个场景：学生们出于本能站起来以后，又被要求“不要乱，坐下”。而与此同时，坐在中间前几排的领导们“慢慢地往两边散开，从过道慢慢往后走”，“等学生陆续坐下的时候，领导席已经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那意思就是“让领导先走”这个话有没有人喊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
在那个情形下，应不应该“让领导先走”？很明显，人们抓住这个不放，就是因为它不仅是错误的，简直就是荒唐的。然而这又的的确确是现在人们的道德判断标准。如果证之以《论语》，无论是它的“精神”，还是它的“真谛”，“让领导先走”都是天经地义的！无论是从“尊卑有别”的角度，还是从“长幼有序”的角度，学生们的确都应该“不要乱，坐下来”！
我承认，拿这个事儿来说《论语》，也含着一点刁钻的故意。要求2500年前的孔丘具有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该有的良知，其实是不公道的。
实际上，我们原可以更简便地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有一些我们今天已被普遍认同的待人接物之道，一些常识性的礼貌，一些最起码的教养，都是《论语》里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的。比如，如果你要求《论语》里给你提供“女士优先”的观念，或者官员应该是公民的公仆的观念，或者“人欲”其实原是“天理”的一部分的观念，更或者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那可能吗？
面对今天的现实，讲一讲、学一学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之道，确实很有必要。然而，既然是讲给今天的活人听的，自然就得按今天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来讲。今天的问题，需要的是今天的答案。如果这里面还有什么说不清、吃不准的地方，那就更应该到现实生活中去找答案，而不是看看2500年前孔丘是怎么说的。“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前提应该是做一个21世纪的合格公民，而不是封建皇权下的良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拿《论语》说事儿，是舍近求远。而《论语》原是一本讲治天下的书，是教百姓做良民的书，它的“纲”，今天已是完全要不得的糟粕。今天我们听到的那些在《论语心得》大标题下的待人接物之道，其实并不是《论语》所主张的道，它们不仅完全避开了《论语》的“纲”，也不是全部的“目”，只是“目”及其以下的比较具体又比较抽象，因而今天还能用，或者还能变通着用的那一小部分。这种东西，从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字中都可以找到，不仅可以从《论语》中找到，极而言之，也能从“新生活运动”中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拿《论语》说事儿，是舍本逐末。那么，看上去挺聪明的人，为何偏要干这种既舍近求远、又舍本逐末的事儿呢？这就不是外人可以乱猜的了。不过，若是不考虑主观动机，只论客观效果，那么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混淆《论语》的根本性质，以实现封建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暗度陈仓，借尸还魂。
最近有一个话题：中国需要一次文艺复兴运动。我对那个文艺复兴运动没有研究，惟一能说得出来的疑惑，就是有多少中国人，真能弄明白五、六百年以前那场发生在欧洲的运动。若要简便、直捷，倒不如把我们自己已经搞了快90年的“五四”运动接着搞下去，直至“进行到底”。也不用提什么新口号，原来的就好：要德先生，要赛先生，打倒孔家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