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毕飞宇笔下女性引来的话题
作者：海 若
男作家怎样写女性才叫“爱惜女性”?
面对眼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人文观念落后､人文精神缺失这一极不协调的现状，我曾经疑惑，中国的作家们是不是太麻木不仁了!但很快，我带着几分惊喜看到了毕飞宇连续发表的《青衣》､《玉米》､《玉秀》､《玉秧》等作品，耳目为之一新。
作品的悲剧性，是一个作品整体的归属，不能仅从作品中断前去后地拎出的几个细节来认定整部作品是否具有悲剧性。以下我们就看一下李文所摘录的《青衣》中的两个细节:
原作中，柳若冰的那个细节是放在作品的前半部分虚写的。作为一个“文革”场景的过来之人，我丝毫也没有觉得，小我十岁的毕飞宇在此有亵渎偶像的意味。我只能说，或许是李美皆女士太年轻了，不知道“文革”中，演艺界一些女名角､女明星的遭遇比《青衣》中的柳若冰更加“不堪”: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折磨死后，全身的衣服被剥光做尸检，以“革命”的理由站在一旁观看的军代表事后带着几分得意对人说，我终于把她的上上下下全看到了!身怀歌､舞､电影表演多艺且美貌非凡的彝族演员杨丽坤被关押､殴打成了精神病，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地流落在街头，只要有人给她两块钱，她就唱段《阿诗玛》;越剧名角竺水招因不堪凌辱，扑向刺刀，鲜血流尽而亡……这些回想起来令人胆寒的一幕幕惨剧，皆为我们这一代人亲闻目睹。难得的是，有着深层面思考习惯的毕飞宇在此安排前辈青衣柳若冰的这段往事，并不是简单地揭露“文革”中的非人性，这是28年前“伤痕文学”已经做过了的事。那么，作者是为了表达李文所批评的“超然的残酷”，发泄“隐忍的快感”吗?当然更不是!实际上，只须从《青衣》的这段原文中再稍许多摘几句，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也就一目了然了:“筱燕秋得到宴会的通知后不仅没有开心，相反，她的心中涌上了无限的惶恐”，作者在此展开了对前辈青衣柳若冰“文革”中那段往事的铺陈，也就是李文中转引的那位副军长见到被糟蹋得不成人样的柳若冰后说了，“不能为了睡名气而弄脏了自己”这件事。接下来的描写，应是作者的点睛之笔:“筱燕秋捏着炳章的请柬，毫无道理地想起了柳若冰。她坐在美容院的大镜子面前，用她半个月的工资精心装扮她自己。”我想，以李美皆女士的聪明，她应当能看到这“冰山下八分之七”写的是什么。
筱燕秋在回忆此事前后的下意识的心理描写，是小说中写得最妙的一笔。表面看来，烟厂老板宴请当年的偶像筱燕秋与副军长开着吉普车去寻偶像柳若冰的情形相去甚远，但本质是一样的，即，强势男性要满足的占有欲!只不过一个是靠权，一个是靠钱。而对于女名角们来说，作者写出的则是她们在权力社会､商品社会中的强势男权之下挣脱不断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许是由于感觉上的迟钝，我觉不出日常相处中的毕飞宇是否具有李文中所说的“姐妹感”､“我们感”，但我可以就此说，从他对梨园女性的生存状况所引发的深度思考来看，他至少在理论上是个真正爱女性､懂爱情的人，在表面看来漫不经心，甚至是“毫无道理”的描写中，隐藏着一个两性关系的重大主题——以权､钱为标志的男性主体社会中两性关系的极度的不平等。
李文中摘引的筱燕秋与烟厂老板上床的细节，更是把这种占有者的居高临下与被占有者的人格损害写到了极致。时过境迁，人老珠黄，“筱燕秋一脱衣服就感觉出来了，老板对她的身体没有一点兴趣。老板是什么人?这年头漂亮新鲜的小姑娘就是货架上的日用百货，只要老板喜欢，下巴一指，售货员就会把什么样的现货拿到他们的面前”。但他依然要用钱，用上戏来换筱燕秋的“性伺候”。在这里，把一个名牌青衣作贱得连“三陪女”都不如的，是作者毕飞宇吗?
从《青衣》到“三玉姐妹”，也就四个中篇，部头不算大，字数不算多，令人叹服的是，毕飞宇的这四个中篇基本囊括了中国几个特殊年代的富有代表性的女性群像:玉米攀附的是等级社会中的权力;玉秀一半是“初夜权”的牺牲品，一半毁于她自己对身价的认同;玉秧的命运折射出的是极权制下，人性的扭曲与变态。我是先读到“三玉姐妹”的故事的，读后觉得，虽然写得都不错，但还缺少一个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中国进入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后的女性形象。有人推荐我看毕飞宇这一段创作期最先发表的《青衣》，筱燕秋的形象弥补了我原先的缺憾。正如作者所说，《青衣》要探问的是，经济问题解决了之后，人们的生存疼痛是否依然存在。传统戏剧中的青衣是美的，唱腔婉转，坐功沉稳，作者肯定是偏爱这一戏剧行当并对此怀有敬意的，不然，不会把青衣的坐唱技巧及其舞台美学写得如此到家。然而，面对这一切，作者却不得不将其用于作品的反衬。作者正面要表达的，仍是数辈青衣名角幕后的悲剧性命运，这是现实生活中无可奈何的梨园悲剧使然?选
李文中还转引了鲁迅对悲剧的定义:把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我不知道这个定义用在毕飞宇这一时期的创作上有哪点不合适，也看不明白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里的哪一个人物形象没有悲剧感:光彩照人的青衣名角筱燕秋痴了､灵秀的玉米嫁给一个干老头做了填房，美丽的玉秀死了，憨实纯朴的玉秧变态了……这一切还不够悲剧的吗?还要怎样的结局才算是悲剧?作者笔法上的“漫不经心”，则恰恰体现出了作者有别于“伤痕文学”的个性化的语言特点。你不能说只有“救救孩子”的呐喊是悲愤，毕飞宇的细细讲述，娓娓道来中就没有悲愤。
毕飞宇笔下的女性写得细腻到家不假，本人对李文所说的毕飞宇“手术刀面对病灶的冷静与客观”也所见略同，我在评《玉米》的文章中曾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略不认同的是，毕飞宇不只有手术刀，更不认同的是，他还具有对中国女性的命运进行整体性深度思考的大悲大悯的人文关怀。这令我联想到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大师福楼拜“手术刀”下的包法利夫人。女性人物形象是多元的，你不能要求所有男作家笔下的女性都像绿蒂(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杜丽娘(汤显祖《牡丹亭》)……那样地尽善尽美，这些都是浪漫主义作家们想象中的理想的女性人物。到了现实主义作家们笔下，“没有什么私人生活不是被更广阔的公共生活所决定”(乔治·艾略特)。至于李文中引用的曹雪芹对笔下的两个女性人物:王夫人､林黛玉呵护､珍爱的例子，我看不明白李美皆女士为何要拿来与毕飞宇的创作牵强附会?毕飞宇笔下的女性，没有一个生长在大观园里，更何况，李文已经挑明了，王夫人的原型有可能是作者的长辈人物，林黛玉的原型必定是作者夭折的情梦，哪一个作家在把自己的母亲或恋人用做作品人物原型的时候，不去呵护､珍爱呢?再说，《红楼梦》里的女性人物，曹雪芹也不是个个呵护到家的，不也有赵姨娘这样的恶妒狂，“鲍二家的”荡妇吗?
实在要把毕飞宇和曹雪芹相提并论也未尝不可。《红楼梦》里，我最欣赏的一句话是贾宝玉说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贾宝玉所说的那个“泥”，是指污浊不堪的男权社会，如果女人也浊了，那一定是被“泥”搅浊了的。毕飞宇笔下的女性原先哪一个不可爱:筱燕秋是个京剧名角自不必说，玉米聪明内敛，玉秀美丽手巧，玉秧憨态可掬……最终应当为这些人格缺失的女性“埋单”的，还是那些搅浊了水的“泥”。要说“毕飞宇笔下的女性与女性之间，也大多互为敌人，互为地狱，永远处于较量和倾轧之中，难得有什么真正的情谊”。这难道不是女人堆里的常见现象么?男人世界里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人是地狱”又不是毕飞宇的专利发明。关键在于，作者对此类现象是当“看客”还是富有悲悯情怀。同样是女人，我明显地感受到的是后者。他表面“漫不经心”之下涌动着的，是智者的反诘:女人干吗总要和女人过不去，和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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