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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避免的笑话
作者：秋 石
这不，刚刚收到的2006年第5期《文学自由谈》上，就刊有这么一篇《秀才人情纸一张》的文章。
在这篇《秀才人情纸一张》一文的收尾部分，作者罗文华很有见地，也甚是光彩耀目地涂上了这么一笔——罗先生以其独特的俯视历史的角度，这样言之凿凿道：
正是因为有了与这些老文人们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经历和资格，所以我十分讨厌和蔑视那些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向老文人们索要手迹，然后靠着这零缣寸楮来抬高自身､招徭过市的人。鲁迅说过，凡有名人弃世，总有若干闲人争相攀附，谬托知已，这是足以令逝者不安，生者侧目的。冯雪峰､瞿秋白､萧军､许寿裳等，都是与鲁迅十分知已或亲近的人，但《鲁迅全集》里很少或者没有收入鲁迅致这几位的信，我们能够据此认为鲁迅与他们的关系不好或疏远吗?同样，（下面是作者表明心迹的话，此处暂略——引者注）……
读了罗文华的上述告诫和博论旁引，不禁令吾等久居县级小城孤陋寡闻的业余研究人士目瞪口呆之余，又大大开了一回眼界：哇塞，《鲁迅全集》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热点！看来，鲁研界的众多有识之士又可以轰轰烈烈地炒作上一番了。也算作是对鲁迅他老先生逝世70周年的一个纪念吧！
然而，事实究竟又如何?罗文华的这个论断有其立锥的空间吗?
既然，罗文华提到了他的这个论断源自于《鲁迅全集》，那么咱就不妨从他引证的《鲁迅全集》中去找一下答案吧！——我在这里引证的是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在撰写此文时，还特地向新版《鲁迅全集》的修订编辑委员会的多位成员作了请教，回答是：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有关冯､瞿､萧､许四人的鲁迅日记记载､信件收入情况､注释等，均无实质性变化。
先谈长者许寿裳先生。
许寿裳先生生于1882年，小鲁迅一岁，但比鲁迅多活了11年。由于与鲁迅同为浙江绍兴人，两人交往时间久远且又十分密切。《鲁迅全集》中收录的鲁迅日记自1912年5月起始，也就从1912年5月12日起记有与许寿裳先生的交往。仅1912年，鲁迅日记中有关同许寿裳先生交往的记录，就达59次之多。至1936年10月17日，亦即鲁迅逝世的前二日止，鲁迅日记中有关许寿裳先生的文字记述高达860次，这个记录超过鲁迅日记中有关许广平的文字记述天数约四分之一。此为其一。其二，也是回答罗文华有关鲁迅致许寿裳的信“《鲁迅全集》里很少或者没有收入”这一武断结论的。经仔细核查，《鲁迅全集》共收入鲁迅致许寿裳信63封。
这里，需要作一说明的是，第一，《鲁迅全集》所收录的鲁迅致他人信件，起始年为1904年。1904年共1件，是致蒋抑卮的。1905-1909年为空缺。1910年共收入3件，均为鲁迅致许寿裳先生的。1911年也全系致许寿裳先生的，计5件。1912-1915年，四年空缺。1916年仅收入1件，同样是致许寿裳的，1918年共收有6件，除7月5日1件系致钱玄同先生的外，其余5件均为给许寿裳先生的。早年收入的密度如此之大，可见，并非如罗文华先生信马由缰遽下断语的“很少”或者“没有”。
另查鲁迅日记，据粗略统计，仅鲁迅与许寿裳先生两人之间当面交往的记载约有百处之多，这，自然也就省去了写信复信之烦杂。以1935年7月这个月为例，鲁迅与许寿裳先生的直接交往就有5天：7月2日，鲁迅记有“午季市来并赠初印本《章氏丛书续篇》一部四本，赠以《引玉集》､《小说二集》各一本”;7月6日记有“季市及诗英来”;7月7日，这天，鲁迅记有“小雨”：“晚5时季市长女世与姚（汤）君结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观礼，晚饭后归”;7月8日仍有“小雨”：“上午季市携世典来，即同往睛明眼科医院为世典测验目力”;7月20日记有“下午季市来”。
再看《秀才人情纸一张》文中罗文华提及的萧军。萧军系鲁迅晚年交往甚密的三名年轻弟子中的一位，其余两位分别是才华横溢的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以及代鲁迅主编《译文》杂志的著名翻译家､编辑家黄源先生。
附带在这里絮叨一下，笔者与萧军交往9年，与黄源先生交往五年，研究萧军和他的前妻萧红也有20多个年头的历史，而且研究的方向，也多以他与萧红同鲁迅的关系为主。因而，对于这一段历史，我比较熟悉：从1934年10月9日，鲁迅自上海回复给正流亡在青岛的两位东北抗日青年作家的第一封信起，到1936年2月23日寄给同在上海屋檐下的“刘兄”萧军的最后一封信止，可以这么说，《鲁迅全集》分毫不差地收入了他写给二萧的全部53封信。在保存及如何处理鲁迅信件这个问题上，70年来，一直被人形容为赤膊上阵赳赳武夫的萧军，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性情中细致人。1978年3月22日，在历经30年被打入另册生涯后即将获得新生的萧军，在其暂居的京郊东?河村农舍里，他继续为鲁迅先生当年致他和萧红的这53封信作注释时，写下了以下这么些话：
这里所注释的只是限于鲁迅先生给我和萧红的五十三封书简。
时期由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到一九三六年二月间，约为一年零四阅月。一九三六年春我们搬到了北四川路底，距离先生的住所近了，几乎每一两天就要见一次面，因此不需要写信了。
……
我们搬到北四川路底来往，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不想再分散先生的精力，免得总要他给我们回信，有些琐事顺便和先生谈一下就随时可以解决了……
……
一九三六年夏季间，萧红决定去日本东京，我去青岛，我们在上海的“家”就“拆”了。
萧红临去日本以前，我们决定谁也不必给先生写信，免得他再复信，因此她在日本期间，我在青岛期间，谁也没给先生写信，只是通过在上海的黄源兄侧面了解一下先生的情况，把我们的情况简单地向先生说一说，因为这年先生的病情是很不好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旬我由北方回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坊，十月十四日和黄源兄一同去看望先生，十九日他就逝世了！
关于53封信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萧军这样写道：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了。……我和萧红准备到武汉去。……只是鲁迅先生的五十三封书简该怎么办呢?……
和萧红研究的结果，决定由我抄一份副本（为了将来印刷出版所用），连同鲁迅先生书简原件，用了两块手帕包好，交到许广平先生那里去了。……
——上述，引自萧军著《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之“前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解答完鲁迅致萧军的信收入《鲁迅全集》的情况后，下面，接着回答有关冯雪峰､瞿秋白两位共产党要员兼大文人同鲁迅之间的通信情况，以及为什么《鲁迅全集》（确切一点地说，应为“书信集”——作者注）中一封也没有收入鲁迅致这二位他视之为最亲密战友的信函?
难道鲁迅压根不曾给冯､瞿写过信吗?非也！
先说一下冯雪峰。自1926年8月5日鲁迅始与冯雪峰会面“晚冯君来，不知其名”，至1933年12月23日收到冯雪峰赴江西端金红军根据地途中来信“上午得洛扬信”（细心､体贴入微的鲁迅为让冯夫人放心，在这一日日记中鲁迅还记有“午后同广平邀冯太太及其女儿并携海婴往光陆大戏院观儿童电影《米老鼠》及《神猫艳语》”一事）止，《鲁迅全集》日记中共有89次记载。其中，冯雪峰致鲁迅信5封，鲁迅致冯雪峰信5封：分别是1928年7月20日､9月26日;1929年8月7日､8月10日､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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