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著名”及“国家一级”
作者：姜 瑛
这个世界越来越像是个热闹的庙会，打头碰脸常常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著名”人物，来来往往煞有介事，把那些中规中矩的老百姓蒙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躲都躲不掉。郭德刚倒是不紧不慢貌似忠厚，拉开架势打着一面“非著名相声演员”的旗子斜刺杀来，反而事半功倍，步入捷径。也许是我少见多怪，自从开了眼界，特别是领略了去年“湖南卫视”直播的整个“超女”造星过程，“著名”这个曾使人们无限遐想和无比崇敬的神秘字眼，顿时在我心里一落数丈，大贬其值，不光恶俗，还带来了些许生理反应的不适。
虽无奈，不过大家也都还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传媒是什么?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一汪巫水也;市场又是什么?一只摸不着看不见却无所不能的巨型魔掌也。一批批过客般的歌手､演员､主持人､模特､策划､编导，借助传媒演绎“铁打的市场流水的货”的供求规律，今天“著名”，明日黄花，周而复始，乐此不疲，不这么瞎折腾反而不正常。这倒也罢了，费解的是，本应寂寞伏案的一些文坛写手，何以高调“变脸”，纷纷以“著名作家”惑众，且大模大样堂而皇之地接受鲜花､掌声､喝彩，“著名”则“著名”了，却又让人想不出他们究竟写出过哪些像点儿样的东西，实在令人一头雾水。
这里须要澄清一种错觉，即知名度与“著名”并不是一回事。这是曾做过央视主持人的杨澜点拨的，十几年前她就谈到这样的意思，由于频频亮相于荧屏，电视主持人的那张脸很容易为天下所识，但并不表明其成就过人，而只是某种职业的特殊性使然，与“著名”无关。此认识，显然比许多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誉的作家高出了不止一截。如今传媒业日益发达，作家在电视､纸媒混个“脸熟”并不难，若以上镜率､见报率评判一位作家是否“著名”，也只能唬一唬老百姓，恐怕自己都未必那么坦然。依我看，除非非常必要（比如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场合等），作家完全可以免去“著名”的累赘，于人于己都很自然，清爽，何乐不为?还是电影《手机》中那句台词说得实在，“做人要厚道”。多年来读《文学自由谈》，不曾记得版面上有赞誉谁谁谁“著名”的字眼。就是读该刊“叫卖”自己的广告，涉及到确实很响的人物，也未见“著名”二字。比如“作家王蒙曾说，‘在我们的阅读里，有《文学自由谈》与没有《文学自由谈》是不一样的’”的表述，就觉得朴素亲切，言之及物，相信王蒙绝不会因没有戴那顶“著名”的帽子而声望受损。真正有成就､有名声的作家，根本用不着以“著名”昭示天下，强调作家之“著名”，恰恰是因为其不“著名”，或不够“著名”，就像广告策划总是会围绕尚无人知的商品大做文章一样。试想，倘若在鲁迅､郭沫若､巴金､沈从文､张爱玲等人前面加以“著名作家”的修饰，不是很有些让人怪怪的吗?
“著名作家”不可四处泛滥，否则会大倒胃口，沦为笑谈，除非文坛已被“戏说”或妖魔化。“80”后的韩寒童言无忌，放言“文坛算个屁”，“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我怀疑此小生是只逆反的小狐狸，文坛在他眼里是一串硕大的酸葡萄。但是韩语中有没有一点“真话”的质地呢?刘心武曾强调孙犁是“文学大师”而不是“文坛大师”，一字之差，表征了两个概念，足见其用心良苦。文学与文坛确是两码事，前者涵盖的是文本，后者则是各类文学人士构成的特殊平台，两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犬牙交错相生相长，其复杂之状一言难尽，这且不说。我强调的是另一层意思，无论文学还是文坛，别说“著名”，真正能称得上“作家”已属不易了。记得写过长篇小说《古船》和《九月寓言》的张炜曾有很长时间一直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作家”，他就认为“作家”的称谓与内涵绝不简单：“它包含了心灵的性质､才情､知识､著作等很多方面。”因此，“一个民族是不会有太多的作家的，正像产生不了太多的哲学家和军事家一样”。十几年前曾活跃歌坛的李玲玉也表示过，像李双江､马玉涛他们都是歌唱家，我不过是一名歌手，不可同日而语，说明也还是有一些头脑清醒者的人格外看重“家”的分量。然而曾几何时，文坛（而不是文学）变得空前繁荣起来，“作家”多如牛毛不说，还个个必欲贴上“著名”的标签才过瘾，才气派，却很少有人清夜扪心，辗转反侧，拷问灵魂与良知。如此骇人盛况，也算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道奇观吧。
一位朋友却在我耳边冷笑道，有什么可奇怪的，谁都可能是一只酸溜溜的文坛狐狸，这就是根深蒂固的人性弱点，只不过人们往往不自觉。我一惊，顿时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大凡一个文坛写手只要发表过数篇诗文，出版过三两本小册子，应邀参加过几次文学性质的座谈会､联谊会､发布会，想拒绝“著名作家”的恭维和吹捧还真是有些难度。特别是当今社会，“著名作家”暗含的东西太多了，身份､成就､影响､金钱，有形的无形的，哪一层涵义都妙不可言，都在考验人的神经，诱惑人的欲望，只不过我们不具备那样的机会和气候罢了。此种自欺欺人形状，套用张爱玲的刻薄比喻，就像无能的人服过春药，自觉得强大了许多，那种感觉还真是爽得不行。于是想到，没准哪天洒家也昏了头，相跟着不知羞耻地以“著名作家”的身份招摇过市，洋相百出，如若真的目睹此种丑态，大家切不可袖手旁观，见“丑”不救！趁着我还能“旁观者清”，这里先向列位拜托了。
何来“国家一级作家”?
买了一本冯唐的随笔集《猪和蝴蝶》，看到封底印有一位李姓论者的一句评价，“七十年代出生的，冯唐第一”，不禁会心一笑。常言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此论者爱才之心跃然纸上，而冯唐的摇曳妙笔也确实出类拔萃别具风光，但是不是在“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中位列“老大”，最好缓下结论。不过，我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体制之外的冯唐再怎么鹤立鸡群，如果一直处于散兵游勇的“自由”状态，肯定便与所谓的“国家一级作家”无缘了。
“国家一级作家”有那么重要吗?要看怎么理解。那可是许多捧文学饭碗者一生的梦寐以求。怎么能怪人家?仅仅这种诱人称谓，就完全使得我等意志薄弱的凡夫俗子心向往之，飘飘然忘乎所以了。
“国家一级作家”的说法何时出现的?尚不可考。据我所知，它是从“一级文学创作”巧妙演变来的，那完全是一种不光彩的移花接木，是一种没有真实依据的虚假命名。如果说，为简洁方便起见，把“一级文学创作”的职称略成“一级作家”，也并无不可，但最终定格为“国家一级作家”，已经于悄然之间被赋予了相当丰富的潜台词，可谓用心良苦。以至于发展到一种炒作的模式，似乎不添上“国家”，这个“一级作家”就有水分，就很可疑，其含金量也会大打折扣。显然，“国家一级作家”与“一级文学创作”之间，已经被鬼使神差地偷梁换柱了。只要稍做拆解，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妙趣。单独看，“国家”，“一级”，“作家”，是三个并不起眼的名词，一旦连缀起来，立即满目生辉，组合出了一种最充分､最唬人的表意效果，如同鸟枪换了火箭炮，且最尖端､最具杀伤力，最威力无穷。再也没有什么比“国家一级作家”让一位写手更受用的了，它意味着顶级，顶峰，顶点，意味着登峰造极､至高无上和难以逾越，意味着从此可以接受社会的仰视和尊崇，特别是它可以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利益，还是很值得为此而“人脑子打成了狗脑子”的。当下文坛出现的某种脆弱与虚弱，浮躁与狂躁，变奏与变态，亦可略见一斑。
君不见，经由媒体的推波助澜，眼下同属“创作系列”的“一级编剧”“一级作曲”､“一级美术师”，也堂而皇之地被改造成了“国家一级剧作家”､“国家一级作曲家”，“国家一级美术家”。以此类推，似乎还要把所有的“教授”､“研究员”､“编审”的职称都一律叫做“国家教授”､“国家研究员”､“国家编审”才合乎情理。而且，既然“国家一级作家”可以成立，就没有理由否认“国家二级作家”､“国家三级作家”“国家四级作家”的存在。而且，还要面对这样一种无法回避的逻辑顺延关系，如果有“国家一级作家”､“国家二级作家”的中央序列，也应该有与之对应的“地方一级作家”､“地方二级作家”的下限序列，这才层次分明，井然有序。在权力和行政领域，不是还有国家级与省､地､县级的严格区分吗?
本人“票”上文学已有数年，认识的或间接认识的新老写手也有好几打了，他们大多供职于体制内，衡量其事业状态和生存质量，往往是靠创作系列的职称评定。依据资历､业绩以及诸多因素，他们分别被归入不同的创作级别，决定其命运的是一个由若干“专家”组成的职称评定班子。而职称这东西的评定过程，也很能检测出一个人志有多大，或心有多小。
事实却是，“文学创作”级差的形成有着太多的注水､“照顾”､猫腻､甚至暗箱操作等非文学的人为因素，说明不了什么，也就凑合着唬一唬老百姓。许多有才华､有实力､也有成绩的自由职业作家，由于身处体制外，这辈子恐怕连“四级”都靠不上边，王小波不是到死还是个写作个体户，其影响却是远远超过了相当多的“国家一级作家”。好在一般的文学期刊､出版社并不以“级”取人，杜绝了许多低级笑话的发生。说白了，在文坛混个红脸膛的脸熟容易，混出叫人佩服的真名堂那才叫难。实力不济，丢人现眼，即使扛着一块“国家一级作家”的金字招牌，恐怕也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