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草根与“傻根”

作者:赵允芳




  一如张颐武先生所说的,“草根”正成为我们这个社会里的关键词。“草根”这一词汇被人们如此的热衷,但“草根”是谁的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张颐武显然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于是他在今年的8月份提笔写下了《“草根”是谁?》,全文都试图在给“草根”一个清晰的定位。但通读完毕,却依然有迎面不识“草根”之惑,甚至这迷惑更深。
  据张颐武的理解,“草根”群体“几乎就是通过互联网浮现的一种‘群体意识’的表征”。“他们既是一个在网络上的社群,又是一些在社会中的以年轻人为中心的庞大群体。他们不是所谓‘成功者’,也不是所谓纯粹的‘底层’,而是一些在生活中仍在奋斗,有焦虑和挫折感,也仍然有希望的以‘青年’为中心的存在。”张颐武在这里也许要描述和凸出的是以互联网为中心集聚的“草根”族,而且是青年“草根”,但是显然,这种概括是不够全面的,甚至是偏颇的。网络上有这样一种“草根”族群,网络下也同样存在,网络并非“草根”独有的诞生地;而同样的,“草根”也并非仅仅“以年轻人为中心”,而是指向一个更为广泛、庞大的底层群体。要想弄明白“草根”是谁,首先还是需要从“草根”一词的起始处出发,这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草根”到底是谁。
  在我们的汉语词典里很难看到关于“草根”的词条解释,这不难理解,目前有据可查的 “草根”一说,是源自19世纪美国的淘金狂潮,当时人们深信一点:山脉的土壤表层但凡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grass roots”一词由此风靡,后来并被广泛使用于社会学等各个领域,“草根”逐渐被赋予了“基层民众(与决策者相对)”的内涵。所以,关于“grass roots”的词义也必须要从相关的中英文翻译词典中查寻。
  而在我们自己的词典中,“草”有“旧指山野、民间”这一层含义,因而,尽管没有“草根”这一词条,但汉语中依然有“草莽(旧指民间)”、“草民(平民)”等与之相近的词汇。
  在“草根”这一词组中,“草”显然是形容词,为后面的“根”起着限定作用,意谓是草的根,而非树木等其它植物的根,因此,我们在考察“草根”一词的过程中,“草”是重要的限定词,但还显然不是关键词,词组的关键是“根”字。事实的情形是,在“草根”被其他领域的人们广泛借用以后,我们发现,对“草根”一词的关注却往往发生了偏移,人们更多关注于这一群体的“草”性,即它们显在的“民间”含义,而大多忽略了“草根”这一组词的中心词——“根”。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浮现在土地之上的草是摇摆的,脆弱的,星星之火就足以燎原了,但使它们能够屡屡春风吹又生的,正是泥土之下那成片的看不见却有着强大凝聚力与生命力的草根,它们紧紧依附着泥土,一得着阳光雨露,就会在根茎上重新绽放出一片嫩绿的草色。“草根”阶层最不该让人忽略的,也许就是它的这种富有生命强力的“根”性。如果说“草”性赋予草根文化脆弱、低微、苦难的表面特质,那么“根”性却赋予草根阶层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一种气质与气势,相对于主流文化、殿堂文化而言,它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覆盖和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没有被城市文明所格式化,相反的,它充满着乡土气息,同时也含蕴着丰富的生命形态。
  这样,“草根”是谁的问题似乎较为清晰了一些。被命名为“草根”的人们是生活在底层与民间,却有着旺盛生命力的一个群体,但他们又与经过规范的主流文化有着疏离的关系,他们的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一种对自然与社会有着独特理解与感受方式的民间文化,是一种有着自我修复能力从而能“春风吹又生”的文化。这样一个族群显然远非张颐武笔下的“草根”所能囊括,他甚至认为这样一个群体“是一些‘后小资’……有和当年的‘小资’相似的情绪和趣味,却远远比当年的‘小资’人数众多”这样的表述与解读,让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把具有深厚民间意味和乡土气质的“草根”一词完全时尚化、年轻化了。
  空泛地谈论“草根”概念也许最终只能得出空泛的结论,那么,我们不妨把“草根”一词放置在文学背景下进行解读,这样也许更利于廓清我们的认识。
  为许多小说家所津津乐道的乡间种种仪式与乡俗,其实都是不合乎规范与主流文化的,甚至因为这些乡风民俗的反科学而被主流文化所反对与摒弃,但在原始民风完好保存的乡间,它们却成为一种必须与必然。这些带有信仰性质的民俗与仪式,构成漂浮于地面之上风姿各异的“草”与“叶”,但地面以下掩藏着的却是民间淳朴、迷信、愚昧甚至不乏残忍的人性之“根”,它们之间纵横交错,交织成一幅需要进行破译的民间文化图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许多小说家那里,他们所要着力渲染的正是这样一种“草根”文化,它们摇曳多姿,深深匍匐于民间。
  “草根”因为其不规范,以及与主流文化若即若离的关系,而往往被人们当然地误解为弱势,由此,这种悲情的感受在作家的笔下比比皆是,“草”性卑微的本质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民间”阶层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被赋予了命运的悲怆与交响。于是,现实民间与乡村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弱势地位与悲剧式演变在小说家眼中也就成为一种惯性与必然,以至于我们总能清晰感受到流露在作家心头的这种深深无奈与悲苦。罗伟章的《变脸》堪称最近这种悲情式写作的代表之一。
  “草根”们的确身处弱势,但他们并非一直是弱者,只要有合适的土壤,他们就会让自己的力量感染周围,四处渗透。扎根土地的特性亦即他们的“根”性赋予了“草根”阶层执着与乐观的特性,他们因为身处底层而有着向上的蓬勃朝气。赵本夫短篇小说《天下无贼》中的傻根,从小失去了父母,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年龄,关键时候还得去找村干部,问出“叔,我今年多大了”这样的傻话。傻根外出打工挣来的钱也都交由村干部帮他管着。傻根是孤儿,却从小被一种善意包围着,“天下无贼”这样一个在城里人眼中的巨大谎言,在他眼中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他眼里,“天下无贼”只是许多必然中的一种罢了。这样一个富有泥土气息的乡下孩子,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缕源自“草根”阶层的阳光感受。这使我们从文学作品以及新闻报道中读到的无数悲情故事中获得一丝别样的安慰。
  乡间许多不规范的民俗与仪式在凡事讲求科学的主流视野中,其实都带有这种“傻气”,你很难判定他们是因为不懂得桃源外的世界而显得真傻,还是因为知道这世界但仍然装傻。
  张颐武在半年前的另一篇《在“中国梦”的面前坚定信心》(《文学自由谈》,2006/3)这一关注底层文学的文章中也提出:“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寻找沟通和对话,创造和谐而不是分裂,上进而不是悲情,面向未来而不是营造怨恨的可能似乎更加值得我们所有关心中国的文学和中国本身发展的人们的关切。”他承认:“傻根其实是异常阳光,天真和自信,辛苦地劳作,辛苦地奋斗,相信自我不断争取的价值。”他在回家的火车上一直在睡觉,但“他对于自己的信心,对于未来的期望,使得他成为了这趟列车最具魅力的中心。这次列车其实是朝向他的梦的核心驶去的”。张颐武发现:“《天下无贼》中没有那种无可奈何的悲鸣,有的却是一个‘新新中国’的未来,有的是中国的新的价值的被肯定。这里有一个真切的‘中国梦’活力和期望,也是中国人民近三十年的历史选择的必然。无论如何,我们有了比三十年前梦开始的时候更多的力量,更强的信心和更坚实的基础。”
  傻根不是通常被文学误解的那个“草根”,傻根身上没有被赋予廉价的悲情色彩,他此时表现出的正是“草根”族乐观天真的本性,他表现出了 “根”性赋予他的强大生命力与感染力——傻根以他的“傻”分化瓦解了贼们的内心,你能说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唯一让人不解的是,对于“草根”与底层有着如此明确解读的张颐武,却在《“草根”是谁》中又赋予了“草根”们“通过互联网浮现”的“后小资”这一时尚标签,两者之间是如此的悬殊,张教授在半年的时间内,是如何得以迅速完成对“草根”与时尚小资的链接的?这倒真是让人越看越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