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繁华中的思考
作者：陈骏涛
当然，无庸讳言，问题很多，矛盾很多，悖论很多，难以解开的结子很多，所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精品和垃圾并存，鲜花和杂草共生，生机和危机同在。比如，一年有1000多部长篇小说(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网络长篇)，有人说大概只有50部左右可能被人记住，有人说有10部左右能够给历史留下记忆就很不错了。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又如，根据《中国文情报告》的资料，说在上传到原创网络文学网站的网络作品中，大概每3部就有一部含有色情､暴力､迷信等内容，此外还有大量内容无聊､格调低下的“灰色”作品。再如，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最新发布的“第四次(2006)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走低，首次低于50%，而网络阅读率却大幅上涨，读者认同“读书越来越重要”的比例5年来持续下跌。这些恐怕都是事实。但你能据此认定，现在的文艺､文学就一团糟吗？大局就不好了吗？我认为不能。文艺､文学的基本走向还是好的，大局还是好的。比如，新世纪以来，当代小说固然存在着种种问题，潜藏着种种危机，但许多新老作家优秀作品的闪亮登场，使我们看到了小说的新的元素，新的生长点，新的希望。对当代小说和小说发展前景的过于悲观的估计，是失之片面的，也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小说如此，文学乃至文艺的各个领域情况固然有些不同，但就总体来说，恐怕也应该作如是观。在一个多元共存､众说纷纭的年代，一个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平等竞争的年代，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才是怪事呢！
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完全用行政命令､行政干预的手段，甚至用粗暴压制､侵犯人身的手段，都不可取。以往曾经发生过的不该发生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禁锢､一言堂､舆论一律､强力政治､斗争哲学等等，这些我们过去惯用的手段，在现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当然，也不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要有必要的条规，更要注重于疏导和引导，一方面要坚持双百方针，另一方面也要旗帜鲜明地有所倡导､有所排拒。在这方面，应该说传媒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如今是一个传媒爆炸，传媒引导生活，传媒引导文化生产的时代，传媒的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吸引人们的眼球，传媒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处不在。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因此，传媒的责任重大，传媒提倡什么，排拒什么，将直接影响人们的视听取向､阅读取向，传媒从业人员应该有一种宽广而又健康的文化情怀和道德自律。
当然，我们这些人文学者､评论家也有责任，至少我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善恶美丑地一律唱赞歌。过去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能沿用了，但应不应该有一个大体的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或尺度呢？我有一个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魅力三结合的原则。一部优秀的小说，应该是这三个方面都比较突出的，或者是兼容的，当然，不一定这三个方面都很完美。现在不少评论家的确有一个“墙头草，两边倒”的问题，对什么作品都说好话，今天说这个好得很，明天说那个妙极了，实际上这两个东西可能都是不值得追捧的。这里有一个评价尺度和审美取向的问题，也有一个人格修养的问题，因此不能说外界对评论界的批评就没有一点道理，除了那些恶意中伤和肆意诋毁者外。
当下，文艺界､文学界需要倡扬我们民族的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毫无疑问，应该倡扬积极的､进取的､奋发向上的精神，要培植一种健康的､健全的文化人格，这是包括我们这些人文学者､评论家，也包括作家､传媒从业者共同的责任。如今我们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自然要充分尊重合理的个体利益，保护个体的合法权益，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个性，在这方面，我们也许也还处在初级阶段，有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对社会､对集体就没有任何承担，他至少应当遵守公共的规矩､秩序等等。知识分子比起一般平民百姓，更应该有这种承担，更应该多一点社会关怀。当淡漠时代､淡漠民瘼，张扬狭隘的自我，张扬浅层的人性欲望，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我们是跟着跑，还是另有选择？李泽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的“纵情破理”和“理融于情”的关系问题，很值得我们思索:当个性被压抑､被践踏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应该张扬个性，合理的个体利益和人性欲望应该得到尊重;但当群体被漠视，狭隘的个体利益和浅层的人性欲望被无限夸大，并一味地“纵情破理”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讲讲个体对社会的承担，讲讲道德自律和文化人格，提倡“理融于情”呢？
写小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鲁迅笔下就出现了好多个不朽的小人物典型，像阿Q､润土､孔乙己､祥林嫂等，但鲁迅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鲜明的情感色彩和批判立场，从中可以看出作家的一种很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但在眼下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却看不到这些，也许是我们看走了眼？是审美意识上的一种落伍？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作家的价值立场和精神取向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是精神滑坡问题？
关于精神的滑坡，这个问题上个世纪末就提出来了。谢冕在《辉煌而悲壮的历程》一文中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一方面，我们为文学摆脱太过具体的世情的羁绊重获自身而庆幸;一方面，又为文学的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而感到严重的缺失。”他为这种无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学感到某种匮乏。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了现在在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执教的年轻女博士刘剑梅的文章——《预言的溃败》，文章分析了两个世纪末，即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的不同:同样面临着解不开的世纪末焦虑，19世纪末的文人有一种对家国､对民族的深深的眷恋，他们沉溺于民族的焦虑之中，而20世纪末文人却没有这种焦虑，有的只是生存的焦虑和文化的焦虑，或者连所谓的“焦虑”都谈不上，顶多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属于文字游戏的“姿态”，“这是一个预言溃败的时代，价值失落的时代，作家们蜷居在书写的家园中，极尽讽刺游戏的方式，自我消磨于文字的欢娱中”。最令我赞叹的是如下一段话:“如果下一个世纪(按:即本世纪)，书写的世界被新生代的影视文化及电脑所取代，那么一切耽美､颓废的文字是否也就无声无息地随风而逝？”这段带问号的言说简直就是一个预言，它已为本世纪以来的那些“千变万化､金光璀璨却空无一物的衣架子”所应验。
不久以前，我曾有机会在美国与刘剑梅交换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说，你的评价的确过于苛刻了，也缺乏更具体的分析，不能说19世纪末的作家就一定比20世纪末的作家高明，20世纪末也有不少很优秀的具有忧患意识和深刻内涵､艺术上也很高超的作家作品，但你确实道出了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一个要害问题——失重，特别是精神的失重。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患的一种贫血症，在繁华背后的贫乏。这种“失重”，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她表示认同我的意见。
一部伟大的作品一定要有一种比较深沉的思想､深邃的历史内容和人性内容来支撑，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应该如此。我们回望鲁迅的作品，为什么能够有长久的生命力？除了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作家的综合素养，特别是艺术修养以外，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有一种深沉的思想､深邃的历史内容和人性内容，所以它能够超越时代，流传至今。从20世纪末至今的几个有影响的图书评选和排行榜来看，鲁迅的作品都位居榜首，而且不止一部作品入选，即是明证。“走近鲁迅”，把鲁迅从“圣人”的祭坛上请下来，将其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格的文化人和思想家来研究，对鲁迅也不搞“凡是派”，这是应当的，也是鲁迅研究的正道，但倘若怀着偏见，刻意在鲁迅身上挑毛病，就不可取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鲁迅不是圣人，有点偏激､有点尖刻､有点孤傲，连他自己都承认心底有点“阴暗”，有什么了不起的？韩石山先生说“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作为个人的一种看法未尝不可，但倘若推而广之，则未必不是一个谬误。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上一代人，大都是在青少年时候就开始读鲁迅的，鲁迅给我们的教益真是多多，他何曾害过我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的大江健三郎近些年两次访问中国，都谈到过他从十二岁开始就读鲁迅，读了一辈子鲁迅的书，连他最近一次的讲演题《始自于绝望的希望》都是得自于鲁迅的启示。如今，当那么多的“80后”，也包括一部分“90后”的青少年热衷于网络迷恋于超女超男的时候，提倡一下青少年也来读点鲁迅，辨识辨识什么叫做“深刻”，什么叫做“浅薄”，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怎么就要“少不读鲁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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