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一句话中的三处错
作者：邢小利
可是，一天夜里，我读到关于柳青《创业史》的文字时，却瞪大了眼睛：
《创业史》“故事的发生地是陕北一个名叫蛤蟆滩的山村，主人公是一个叫梁生宝的退伍军人”。(《新稿》第144页)
一部史书，在客观介绍作品内容时，一句话没有说完，就接连出现了三处错，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一，《创业史》“故事的发生地”是陕西关中，不是“陕北”。
陕西按地理与文化大致划分为三部分，由北向南依次为陕北、关中、陕南，所以也被称为“三秦”。陕西这块地域古为秦国，项羽灭秦后，曾将秦地分为雍、塞、翟三国，称三秦。这个“三秦”大致只包括现今陕西的关中和陕北部分地区，不含陕南。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云：“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这里的“三秦”基本上指的是关中地区。后来“三秦”观念泛化，陕西又恰好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部分，就以“三秦”代称陕西。
众所周知，柳青虽然是陕北吴堡人，他也有一部分作品是写陕北的，如他的前两部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但他最著名的作品《创业史》却写的是关中生活。1952年，柳青到长安县挂职深入体验生活，尔后又在皇甫村安下家，一边扎根农村生活一边写他的反映农民生活和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长安县在西安南郊(现为西安市一个区)，属关中腹地。大家知道，柳青创作《创业史》无论是地域还是人物，基本上都是有原形的。他深入到长安县生活，就是为了真实、准确、深刻地表现他笔下的土地和人。他作品中的蛤蟆滩——下堡村与生活中的皇甫村，黄堡镇与长安县的王曲镇，都能找到真实的对应关系。至于《创业史》中写到的关中农民语言和民情风俗，到处都是，一般读者都能看出。
二，蛤蟆滩在关中平原上，不是“山村”。
从地形上看，陕北基本是黄土高原，有一些山地，陕南基本属秦巴山地，而关中处在渭河冲积平原上，号称“八百里秦川”，基本上是一马平川的宽展的平原。
《创业史》中的蛤蟆滩或下堡乡第五村当然也在平原上，在平原上而且有水地，所以才有“稻地”和“梁生宝买稻种”。梁生宝到终南山割过竹子，因为生活中的皇甫村离终南山很近，小说中的蛤蟆滩离终南山也不远，但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不是“山村”，而是平原，准确地说是平川上的村子。川，是川道，是河流经过的地方。
西安古称长安，长安曾是中国周秦汉唐等十三个封建王朝的都城，中国历史辉煌的上半段都与这块地域有关，所以，古代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可能很少有对长安或秦地的地理与文化情况不了解的。唐以降，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中心或重心都向东南方向偏移，关注长安或秦地的人包括文化人也相对少了。现在很多中国东部和东南地域的人，特别是没有到过或没有深入到过秦地的人，一说起或一想起西安或秦地，常常会以为西安处在一片沙漠上，陕西就是一片黄尘漫漫的黄土高坡或贫穷落后的山村。这虽然让人啼笑皆非却也不以为怪。自从歌坛上的“西北风”唱过“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门前刮过”，东部或东南部的国人就对西部包括陕西就留下这么一个“黄土”“大风”的印象。
写柳青这一部分文字的作者，由于书中没有注明，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学者或教授，我猜想，可能是一位南方人，他(她?)对秦地的印象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人云亦云的模糊印象。
让我不理解的是，一般人可以对西安或陕西有这样那样的地理与文化误解，而作为一个柳青及《创业史》的研究者，却不应该甚至绝对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错误甚至是笑话。因为，甚至不需要来秦地，只要认真读过《创业史》，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和笑话。
三，梁生宝从未当过兵，所以不是“退伍军人”。
原先读《创业史》没有这个印象。我记错了吗?于是，这次我又翻开《创业史》，仔细寻找有关梁生宝是“退伍军人”的描写。《创业史》“题叙”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又过了两年，梁生宝被拉了壮丁。”仅看这一句，你会认为梁生宝真是当过兵，国民党的兵，因为只有当国民党的兵才叫“拉壮丁”。可是紧接着又有下文：“梁三老汉坚定地卖了大黄牛，赎他回来。”可见梁生宝虽然被“拉了壮丁”，但是还没有走，没有正式“入伍”成为“兵”，就被赎了回来。试想，如果梁生宝当过国民党的兵，他还能成为《创业史》的一号主人公成为当时那个政治文化环境下的正面人物主角吗?小说紧接着又写道，梁三老汉“为了避免再一次被拉走，打发梁生宝钻了终南山”，干脆不给梁生宝再次当兵的机会。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后，梁生宝有一天背了一根真枪回家，梁三老汉问他“你背它做啥”，梁生宝回答“我是民兵队长”。民兵是武装了的农民，不是真正的兵，因而也不能说是“入伍”，没有“入伍”也就不能说“退伍”，更不能说是“退伍军人”。
经历对人的性格很有影响，如果是“退伍军人”，那么行伍出身对梁生宝的性格就会有影响，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写到这里，我有了两点感想。一是，研究者不细读文本的空疏学风应该休矣。
虽然现在有“无错不成书”一说，但我还是比较相信名出版社出的书的，这可能就是品牌的效应。名学者、名作家当然也是可信的，但名学者、名作家在一家没有什么声誉的出版社出的书，我一般也是不敢问津的。这也许带有偏见，但却是领教了许多次教训得来的偏见。当然，名出版社也有让人上当的。前几年，我因为要给一所学校的研究生讲中国文人生活的课，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一本《世说新语》(有注译，准确书名忘记了)，买的时候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是国家级学术机构出版社，它出的，应该不会有错。谁知，买回家一看，错误百出，有的地方正文是这样的文字，下边注释正文的文字却变了别样的文字，同一页的文字都不一致，怎么敢用呢?扔了。接着又买了中华书局出的张万起、刘尚慈译注的《世说新语译注》，一读，感觉这个本子不错，注释清楚，译文精到，没有出现那种读着让人常起疑云的情况。
《新稿》三位主编，都是我素来敬重的学者；这本书的水平和质量，仅就读过的而言，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因此，我对这本书期望值较高。我在这里发现的问题，当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些学术态度方面的问题。我不敢相信一个对一部作品的基本事实都没有弄清的人会对该部作品能有一个可靠的阐释和判断。李泽厚在对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思想学术界进行反思和概括时，曾说过一句有影响的话：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应该说，《新稿》的“新”，在我看来，主要还是以“思想”取胜，书中评价作家及作品的观点反映了当今知识界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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