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理论问题两则
作者：陈 冲
破 题
我说的理论问题，不是学问。在我看来，文学理论，就是从创作实践中发生并归纳出来的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反过来对创作实践也能够产生影响力。学问则不同，有的是这样，有的不是。比如最近很是热门的学问“红学”，跟作为小说文本的《红楼梦》没有任何关系。“红学”的性质，大略相当于奥运会的“福娃”，属于“开发”出来的附加产品，跟体育竞技毫不搭界。有些作家“揭秘红楼梦”引起争议，错就错在他们不懂得生产、销售“福娃”是需要得到授权的。他们那个“福娃”不一定比“正版”的“劣”，但属于“假冒”。“红学”作为一种学问，是只能由“红学家”来做的。不是学问家，有什么资格做学问！
报告文学的分类
有一回和朋友闲聊，说到报告文学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前的报告文学很难分类。我想了想以后说，我可以试试。
以下是“试”的结果：
第一类：30万字的素材，写出5万字的作品。在当前作品中，此类约占1％。
第二类：30万字的素材，写出15万字的作品。在当前作品中，此类约占10％。
第三类：30万字的素材，写出25万字的作品。在当前作品中，此类约占30％。
第四类：30万字的素材，写出35万字的作品。在当前作品中，此类约占59％。
以下是对上述分类法的说明：
这里所说的“素材”，不是指原始材料。有些大题目，你可以从相关部门很容易地得到一大堆原始材料，成捆成箱，半年都读不完。我指的是那些“有可能”或“有理由”写进作品的人物、事件、相关背景等等。
“30万字”不是一个绝对值，而是一个数量级。但我选择“30万”而不是“40万”，还是有一些原因的。在现有的条件下，即便是一个不太大的题目，只要你觉得需要，收集30万字的素材不难做到。而另一方面，这又是多数作家耐心的上限。即便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素材收集到30万字，往往觉得已经足够了。
同理，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一篇报告文学，能让我津津有味地“一口气”(不是指时间，而是指一种阅读状态)读完的，篇幅应在“5万”这个数量级。15万字则是我的正常阅读耐心的上限，能够不太勉强地读完(当然也要写得较有吸引力)。如果出于某种特殊的需要(工作需要、职业需要等)，这个上限可以提高到25万字，但仍会觉得勉强。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题目很重要，或正好我特别感兴趣，再比如文本本身有特殊的魅力，100万字也不怕。但例外总是罕见的。
用30万字的素材，写出35万字的作品，那“多出来”的部分，是指“注水”，描写啊，议论啊，“衔接”啊，等等。不包括虚构、“合理想象”之类。那已经不在报告文学之内了。
真实与荒诞
从去年到今年，有一则很有趣的“文坛佳话”：有一位作家，不停地在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这位作家就是余华。不很聪明的作家都知道，这种活儿是干不得的，极聪明的余华却在起劲地干着这种活儿。这也罢了；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力。问题出在：作家为自己的作品辩护时，却以一些带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代替具体的文本阐释，那可就不仅是吃力不讨好的麻烦了。
最近看到一篇访谈录。特别点出“访谈录”，是因为在这种东西里，话是以作家的名义“谈”的，文字却是由“访”者写的。在这里面，出现了两个理论问题。用原话来表述，一个是“与真实相比，小说的荒诞是小巫见大巫”，另一个是“人类忍受不了太多的真实”。真实与荒诞，应该都是小说创作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从创作实践的角度讲，比这更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也不多。
先声明：这里不涉及具体作品的评价，只说理论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因为从理论上讲，小说的真实跟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不是一回事，同样，小说中的荒诞跟现实生活中的荒诞也不是一回事。这个在文学范畴里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在现实生活中却屡屡被故意混淆，而最常见的，便是当某个作品受到“荒诞”(即不真实)的批评时，辩护者就说，现实生活中比这更荒诞的事经常发生，多得很。这肯定是事实，但是这就能证明小说中的那些“荒诞”的合理性了吗?所谓“更荒诞”，那个“更”字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个比较用语，指的应该是“荒诞”与“正常”之间的反差，反差更大，就“更荒诞”。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现实生活中越是“更荒诞”的事例，就越是特殊的个别事例，通常也越是缺少普遍意义。其中只有非常少的例外，既有很大的反差，也有很大的普遍意义，而这种(也只有这种)荒诞，才是小说家一显身手的地方。那么，再进一步讲，对于小说的荒诞而言，反差的大小并不特别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普遍意义的大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荒诞就获得了小说的真实性。所以，与现实生活中的“荒诞”相比，在反差上，小说的荒诞的确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在普遍意义上，应该是大巫见小巫。没有后一条，总是小巫见大巫，你还弄那个荒诞干什么?
第二个问题则是个虚拟的问题。“人类忍受不了太多的真实”，艾略特这个话没有错。这是人类天性中的一个弱点，你承认或不承认，人类总是这样。当然，这里有个忍受程度的问题。这是个变量。人类的这种忍受程度的提高，就是人类的文明程度提高的一部分。既然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是非常缓慢的，那么这种忍受程度的提高也只能是非常缓慢的。所以，一部小说因为提供了“太多的真实”而不被接受，也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余华说：“作家总是……高估公众对真实的忍受程度，”然后举了马尔克斯的新作《我的嫖娼生涯》为例。很惭愧，我没有读过这部书，但我愿意相信余华的介绍和判断。问题是，余华讲这个，是不是暗示他也和马尔克斯一样，或者说《兄弟》也和《我的嫖娼生活》一样，是因为提供了太多的真实才引起争议的?人家没有明讲，咱不好乱猜。我能说的是，“作家总是高估”这个话，虚拟的成分太大了。人类的这种忍受程度再怎么不高，能把小说写得超出这种忍受程度的作家也不多，健在的，我估计全世界也就是三几位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高估”或低估其实全是白说说，关键是有没有这个本事。余华是不是这三几位作家中的一个，不是很好判断，但《兄弟》是不是这样一部作品，却可以推理。实际上，与“人类”的平均值相比，中国读者的这种忍受程度可能还要低一些，不过却是未经检测也无法检测的东西。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作品在到达读者手中之前先要过一道门槛，而这个门槛的忍受程度比一般读者的忍受程度还要低很多。所以，中国的读者几乎没有机会在正式出版的小说中读到“太多的真实”。除非《兄弟》是个例外，它奇迹般地混过了那道门槛，然后才撞到了读者的忍受程度的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