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沪上文脉自不同
作者：韩石山
这样说说当然潇洒，可你是个中国的文化人，放开马儿又能跑多远，马蹄儿又能撒多欢?
去了北京，常去的地方是美术馆东边的三联韬奋中心，俗称三联书店的那个地方。若是结着伴儿又正好累了，每每会上到三楼，在那个简易茶座要上一壶喝喝。天上地下正谈得高兴，忽然想到这儿就是过去的皇城根，往南不远进了王府井大街有个胡同叫东厂，由不得就想到“天子脚下”、“缇骑四出”这些词儿，也就没有了那个兴致。酒席上兴致会好些，说着说着又会说起谁当了什么官儿，说不定就有个新近擢升的主儿在座，只是你长年远在边鄙不谙京中文苑政情罢了。你又不傻，肯定要赶紧说上几句恭贺高就之类的话，这话说了，这顿饭也就吃到头了。
在上海就不同了。你再使劲地想，也由街名地名想不到什么“天子脚下”、“缇骑四出”这类高蹈的词儿。若是你在淮海西路上的吴越人家吃面，顶多想到这淮海西路过去叫霞飞路，是以“一战”时期那位法国元帅命名的。在福州路上逛书店，也只会想到这儿过去叫四马路，“商务”呀“现代”呀都在这儿有它们的店铺，郁达夫呀徐志摩呀都曾在这儿溜达过。就是偶尔朋友聚会，真的有个什么官儿在座，一想到他的官再大马鞭子再长，也够不到山西去，尽可以放心地喝你的酒夹你的菜。想显显你不同凡俗的品格，调侃几句也无伤大雅。
一上来先这么天南地北地胡侃一通，实在是太喜欢上海这个地方了。一个北方的土佬喜欢上海，无异于穷鬼向往天堂，忤逆想立孝子牌坊，在他人看来，是可笑复可怜的事体。然而，朗朗乾坤，鸳鸯蝴蝶，任谁也挡不住一个合法公民抖动着他想象的小翅膀，在蓝天下自由地飞翔。
说句大话吧，如果我是一条鱼，上海就是我浮潜自如的第一潭深水，如果我是一只虎，上海就是我长啸一声冲上去的第一道高岗。
写作之初，我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小说，是在《上海文艺》上发表的，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可不是而今眼目下，那可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呀。等到韩郎才尽之后，转而从事学术研究，现代人物传记写作，我的第一部传记(不是后来薄有声名的《徐志摩传》)，是没有多大声名而我却更为喜爱的《李健吾传》，是在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完成它的材料收集的。
就是现在，文化界朋友最多的地方，想来想去，还要数上海。那边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办了，有时你想不到的事儿，他想到了也会给你办的。写《徐志摩传》时，一位朋友正在美国讲学，看到一本叫《小脚与西服》的书，就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传记，她的侄孙女为她写的，想到老韩或许有用，不惜几十美金买下寄到山西。坦白一下，换了我是不会做这种傻事的。后来一家出版社要我编《徐志摩全集》，徐志摩的文章中多有英文词汇，有的文章干脆就是用英文写的，我是个连26个英文字母都排列不准的土佬儿，这可怎么办呢?山人自有妙计，当即驰书沪上，请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谈峥教授帮忙。谈先生小我十多岁，是一次笔会上认识的小朋友。好谈峥，够意思，不计报酬，不避寒暑，费时一年多终于大功告成。出版社当初对我担此重任还将信将疑，到了这个份上不能不佩服我的神通。想想，也只有沪上的朋友，才有这样的豪侠之气。
如果只是这样的人儿事儿，我就对上海大加称颂，不是脑子进了水也是脑子原本就不够用。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蛋，哪儿都有蓝天，哪儿都有黑云。遇上刮风下雨，就感叹风雨如晦，遇上蓝天白云又马上心旷神怡，还不是脑子进了水?不是的，不是的，是多少年来，从一些琐细的小事上，我就早早地感到，上海这个地方，有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的传承，有着一种独特的文明的根性。
上世纪70年代末，我正疯狂地写小说，这儿投那儿寄，不知天高地厚，忽一日，一篇小说就在《上海文艺》发表了。忽一日又接到上海京剧院一位编剧的来信，说他要将这个小说改编为一出京剧，我也正好想去上海看看，便趁机去了。去了之后，当然要去一下《上海文艺》所在的上海作协。上了那个小楼，贸然进到一个房间，只见一位皤然老翁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趋前打问，对方一听是外地来的作者，马上殷勤指点，说我要找的那个编辑还未上班，稍等一下就会来的。我以为此人不过是个做通联的老员工，也就没当回事，操着我那山西普通话跟他闲聊起来。言下不无得色，还拿出我在另一个杂志上发表的小说让他看。意思当然是，我可不是什么新手。后来我要找的编辑来了，一问方知，这位老者乃大作家吴强是也。怔得我好半天回不过神来，啊呀，怎就这么不知羞耻!
当然，我也知道，这绝不是通例。其时正是“文革”过后不久，老作家们刚解放出来，只能如此屈尊纡贵，在编辑部做些文字工作。这样的和蔼可亲，怕只能说是神龙一现吧。
待到80年代中期，再一次到上海，见到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集的责任编辑张贺琴女士，此后又多有交往，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贺琴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似乎从我认识到她退休，二十几年间，一直就是个普通编辑，但她那种勤谨敬事的精神，实在让我佩服得不行。作品上的事儿，再琐细再麻烦，都是那么锱铢必较，决不马虎。我也曾想过，在我们那儿，一个编辑，做上三两年，要是不提个编辑室副主任，不说自己闹情绪了，当领导的先就觉得对人不起。而像贺琴这样终生从事一个职位上的工作，在我认识的沪上文化人中，绝不止三个五个。
这就让我想到了上海这个地方的神奇。想来盖因，此地是中国沟通海外的最大商埠，受西方文明的熏染要多些，积久成习，人人也就有了一种价值的认同，生命的自觉。说白了就是，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职业只是谋生的手段，幸福全在自个儿的把持。上海人爱说个“拎不清”，这样的人生态度，真可说是拎了个清爽，拎了个透脱。
在这上头，感觉最强烈的，还不是这些文化界的朋友，而是那些在文化部门工作，几乎被人忽视了的普通职员。
9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天，我住在建国西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那个小招待所里，每天都要去徐家汇藏书楼查资料。此前刚在北京图书馆做过同样的事儿，深知查资料的繁琐与艰辛，不，还得加上几分的屈辱。北图的资料员，你看着像个资料员，做起事来个个都像大干部，一脸的不屑，嘴上呢，是更加的不屑。他那大舌头在嘴巴里呜哝呜哝一转，你站在他面前由不得要原地打转。因此上，头一回进徐家汇藏书楼，我先做出一种谦恭维谨的样子，单怕说错了话儿做错了事儿，惹得人家不高兴。在北京多少还能听懂那大舌头腔儿，这儿要是阿拉起来可就只有跳黄浦江了。
错了，错了的不是我，是那些资料员。你填好单子递上去，她不是让你站着傻等，而是说，先回座位上吧，待会儿给你送来。送来了，轻轻地放在桌上，好像送来的不是他们馆藏的典籍，而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