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鲁迅先生的三位酒友
作者：葛胜华
关于鲁迅之待人接物，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看法：他对青年人、学生或是晚辈往往宽厚仁慈，相处欢洽，这样的逸闻很多；而与同辈的交道，则心存芥蒂，难以共事，这样的故事同样不少。但鲁迅早年除了一个赤胆忠心的许寿裳外，至少还有三个感情笃厚的同辈友人，而且其中竟有一位留欧，着西装，喝咖啡的齐君寿山。这叫“常识”大跌眼镜。
对于一个抱负宏大、见识独异、心灵敏感的鲁迅，他早年在北京教育部做小吏的日子是枯燥乏味、半死不活的。他的日记就有明确的记录：“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０日）“上午九时部中开茶话会，有茶无话，饼饵坚如石子，略坐而散。”（１９１４年１月５日）当时他让好友陈师曾给自己刻个章，自号“俟堂”，这一名号后又演化为“唐俟”二字，成了在《新青年》上发表时论杂文的笔名。“俟堂”二字，按周作人的理解“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可见彼时彼境鲁迅的心态。单身北上旧京，亲人无一在侧，生性孤傲而精神败落的他对友情的依恋和渴望也就来得异常热切。于是，他一边让瘦弱的身体倚在许寿裳的肩上，一边将三双温情款款的手抓在自己苍凉多骨的手心摩挲，以抵御北中国衙门的风刀霜剑以及由冷酷现实所生发的无边悲凉。否则单是《狂人日记》里那铺天盖地的黑暗，那三千年吃人历史的深刻绝望就会送了先生半条命，余下半条也将在写完《阿Ｑ正传》后不幸耗尽。多亏友情支撑帮助着他，使他得以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最有价值的篇章。
这三个酒友都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其中齐寿山与鲁迅同庚，沈兼士小四岁，钱稻孙小六岁。后二人均是湖州人，是鲁迅的浙江老乡，而且均有留学日本的教育背景。更巧的是，沈兼士也曾师从章太炎，与鲁迅同出一门；钱稻孙先学医后从文又与鲁迅经历相仿佛。唯齐寿山是一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燕赵汉子，地域的、文化的差异并未妨碍他们的友谊，相反却因了共同的癖好和相近的品行使他俩走得更近。
他们合作共事，在事业上相互关照。１９２６年初夏齐寿山与鲁迅几乎每天下午都相约于北海公园一间红墙小屋——“漪澜堂”，身边一壶香茶，彼此商讨，同译荷兰作家望蔼覃著的长篇童话集《小约翰》。终于在１９２８年１月译成，由未名社推出。这在两位朋友交往中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沈兼士是位专攻文字学的“小学家”，北京时期的鲁迅先生恰好也乐于此道。两人互相交流，如切如磋。《鲁迅日记》多有记录。应该说这是两位现代文人之间友谊的根基。钱稻孙与鲁迅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１９２３年（民国１２年）天津造币厂铸行过一枚“龙凤银币”，图案造型特别，内涵深奥，匠心独具，为民国银币之精品。而此币的图案正是由鲁迅、许寿裳、钱稻孙受命而设计的。许寿裳长于政治哲学，鲁迅熟稔历史文学，钱是专业画家，可谓天作之合。
事业上同气相求，危难时出手相助。１９２３年鲁迅兄弟失和后，被逐出八道湾的鲁迅一时陷入困境，是齐寿山慷慨解囊先后借给鲁迅七百元用于购置西三条的房屋；１９２５年鲁迅因“女师大学潮”被教育部免职，又是齐寿山与许寿裳等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宣言》，并以辞职的决绝姿态表示与朋友同进同退的决心。翌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还是这个齐寿山的挺身而出帮助鲁迅先生避难家中。沈兼士也是。女师大风潮汹涌之时书生意气的他坚定地与朋友鲁迅站在一起，甚至愤而与多年好友章士钊总长绝交。如此血性赤诚，如此憎爱分明，如此不畏权势，不计后果地为朋友而得罪当道，伸张正义，当时之情，今日罕见。
与鲁迅交好的这三个朋友均非等闲之辈。齐寿山早年与蔡元培同乘一轮共赴德国，归国后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又是著名戏曲艺术家齐如山胞弟，他在教育界，文化社交界及德文翻译方面卓有名声；沈兼士是著名的小学家，时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国文系教授，与胞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北大任教，时称“三沈”；钱稻孙家学渊源深厚，其父钱恂是近代国学大师、外交家，叔父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急先锋，北大国文教授，自己早年毕业于意大利罗马大学，时任教育部视学，北大医学院外籍教授课堂翻译，是一流的日本语文方面的学者，《神曲》、《源氏物语》最早的中文译者。总之，三人者，盖一时之名士。论学历家世名气，论经济条件，仪表风度，鲁迅几乎样样不占上风，但他却赢得了此三人实实在在的喜爱。甚至蔡元培这样描述鲁迅与齐寿山的关系：“先生在教育部时，同事中有高阳齐君寿山，对他非常崇拜。”可见鲁迅并非是我们印象中的一贯横眉冷对，剑拔弩张，睚眦必报，而是一个善于沟通，珍视友谊，饱含爱心的温婉可亲之人。骨头最硬的人往往心肠最软，鲁迅正是。
日常生活方面他们过从甚密，彼此照应。鲁迅在教育部“枯坐”的日子里最谈得来的人就是齐寿山了。疾恶如仇与沉稳持重的禀性使他们互为知己，乃至与君一番神聊，竟能祛病消痛。《鲁迅日记》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８日便有所记载：“晨头痛，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自然的他们就相邀一起下馆子、逛小市（地摊）、买古钱、搜碑帖、淘古董、游公园、品佳茗。最有意思的是，一向独立不羁的鲁迅居然跟着这位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朋友一块饮咖啡、喝洋酒。我想，他一生的咖啡都在甲寅年的冬天随齐君一道喝完了。这种爱屋及乌的天真率性和赤子情怀，可以想见。当然他们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喝啤酒和烧酒。这里挑出两件说说。当时齐寿山的一个大家族从老家迁至北京东单裱背胡同居住，鲁迅口福不浅，经常被邀至齐府打牙祭，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０日的日记，鲁迅记道：“晚齐寿山邀至其家食蟹，有张仲素、徐吉轩、戴芦、许季上，大饮啖，剧潭，夜归。”高朋满座、高谈阔论，大杯喝酒、大块食蟹。这在鲁迅是难得见到的好兴致，友情完全把他燃烧了。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４日教育部免职令发表，三天后“晚往公园，寿山招饮也”。鲁迅猝然遭难，受到当政打击，朋友仗义置酒为之去惊，书写下现代中国文人相亲的一段佳话。
他们有经济往来，你借我钱，我还你钞。当然齐寿山借给鲁迅的多，大小合计约三十次之多，鲁迅拮据能借出的很少；他们有礼品馈赠，你送我北方的桃梨果脯，我赠你南国的茶叶火腿；鲁迅生病，齐寿山即时送出胃药三十枚。寿山无聊，鲁迅立刻献上书刊一迭。沈兼士知道鲁迅先生雅好，就不时奉送碑刻、墓志拓本和自己的学术新著，鲁迅也总是笑纳并及时阅览，深致谢意。与钱稻孙也有着经常的借贷关系。比如１９１５年６月１５日《鲁迅日记》：“向稻孙假银五十元。”干什么用呢？“寄羽太家信并月用十五元，又信子买衣物费十五元，福子学费六元。”鲁迅不只要负担绍兴老家母亲妻子的生活开销，还要替二弟的东京岳丈寄家用，小姨子出学费。可见鲁迅当时捉襟见肘的经济窘况，也就实在顾不得面子，不时地向好友伸手借钱。这也反过来证明，鲁迅没拿他们当外人，都是关系很铁的哥们儿。
除此之外，相从聚饮是他们友谊的题中之义。《鲁迅日记》记得很清楚：２０世纪初叶，皇城根下的小酒馆里，一般多是在“广和居”，谈笑风声处，觥筹交错中，在鲁迅的身边总能闪现这么熟悉的三张面孔：齐寿山、沈兼士和钱稻孙。他们的酒量并不大，也不是好酒之徒纯是为友情加温，替谈话助兴。据沈兼士在鲁迅逝世不久的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中披露：“酒，他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的喝，以后又觉得喝啤酒不过瘾，‘白干’‘绍兴’也都喝起来。”这与一般回忆鲁迅有很大的出入，鲁迅好饮但不善饮，几瓶几瓶地干下去，岂不日日酩酊？但恰好佐证了他们相处的欢洽。要知道，饮酒不只是酒量，也需要好心情、好朋友、好话题。从这个角度看，沈的回忆又是十分可靠的。也是的，鲁迅有时海量，豪情万丈，有时三杯两盏淡酒，就弄得他呕吐不止，关键是看和什么人。他们饮酒的形式多样，或ＡＡ制，人均出资聚餐，或轮流做东会饮，或工作之余，逛街之后相邀小酌。在酒量都一般般的情形下，醉酒者往往是狂狷多气，性子最烈的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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