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上帝”不会重新洗牌
作者：郭 力
事情果真那么简单吗？不妨再追问一下，女性写作有那么大的威力吗？那位天天忙着众生灵魂救赎的上帝有闲工夫听女人的唠叨吗？是否洗牌看来是一厢情愿的呓语。用李梦的话说（见《文学自由谈》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女性写作：逼迫“上帝”重新洗牌》一文）这个徘徊在中国大陆的幽灵——女性主义，早已散兵游勇，溃不成军，甚至色褪香销，强行媚笑，以至“太太作不成，姨太太的名额也摊不到她头上，丫鬟堆里，顶多是胸不挺腰不直臀不翘的临时工作人员”：还因为“权威意识形态的包房里没有女性主义的坐席”，所以只能“自慰地充当着自拉自唱的肉蒲团”。李梦为女性主义勾勒的这幅漫画很容易激起人们的联想，看来，因为太太、姨太太、大丫鬟都没了份儿，所以尽管色褪香销却还要穿红着绿满头插花地沿街叫卖，倚门卖笑。这不仅让笔者想起孔老夫子那句明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看来这“远之”、“近之”的分寸还真不好拿捏，试问李梦，是“革命大家庭”里的太太、姨太太们为远呢，还是“权威意识形态包房里”占一席之地算为近？如果女人甘心以“小”居之，那真是不论怎么解放都是不能“大”的。要是女人天天还要惦记着太太、姨太太什么的，那么，西方二百多年的女性主义探索之路，中国自“五四”以来振聋发聩的女性求解放的呐喊，全部没有了声音，也无了意义。
中国女性写作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逼迫上帝重新洗牌，也不是小女子顾影自怜的浅吟低唱，而是以关注女性解放的精神深度取得了深广的社会意义。不妨也翻开刚刚过去的２０世纪的历史查一查，如秋瑾女士那样为天下女子振臂一呼的先知先觉者自不必说，单就百年文学史女作家的创作实绩也是蔚为大观。“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群，冰心、庐隐、陈衡哲、凌叔华、冯沅君、石评梅等人的创作惊鸿一瞥，如群星荟萃开创了现代女性写作之先河。从此，女性文学的发生发展作为２０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其思想意义有目共睹。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五四”现代思想启蒙的精神成果，从“人”到“女性”的发现，无不是现代人本观念深刻的体现，２０世纪女性文学的发展史首先是现代女性精神成长史。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女性写作以她们各自独特的方式言说着女性的生命存在。
一个以现代人本观念为根本的追求两性平等的女性文学，不会如李梦所说“不惜错杀三千，不惜以一个新的不平衡世界来作为最终的平衡世界的过渡”，而是从女性经验出发，以对人本身的坚定信念和始终不渝的价值关怀，展开对生命自由的憧憬。女性写作有关现实与历史情境中的女性命运的思考，并非是“私人化”的闺房臆想，而是把自己痛切的生命体验，经过女性自身生命血肉精华的滋养，化作了思想的嫩芽，在探求理想的路途上自由地成长着。从审视自我到审视世界，女性写作顽强地探求着男女不平等的这一人类悲剧的文化根源。这是几代女作家书写的意义所在。而并非是李梦所言“女性什么也不做都是写作”。如果说女性写作是场漫长的革命，相对于中国女作家来说，是几代人以存在的勇气来书写女性生命的真实，以生命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超越无限地接近了女性解放的命题。
说到女性解放这个话题，不能不提到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在中国是否已经是散兵游勇，溃不成军，这也需要用事实说话。大陆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提出“女性文学”这一范畴到９０年代方兴未艾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也在对女性文学的批评的过程中建构和发展着，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批评界引人注目。戴锦华、孟悦的《浮出历史地表》、刘思谦的《“娜拉”言说——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都是较早论述女性创作的批评专著，不仅针对父权制意识形态和男权文化传统进行解构和批判，还触及到了因文化惯例女性自身的不觉悟。尖锐与犀利伴随着理性思辨的深刻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开了一个好头。有了这样的良好开端，女性主义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理论化与学科化发展迅速，同时还有许多女性主义研究者把目光从学斋转向社会，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为社会弱势群体奔走（如“黄静案”、“孙志刚案”等），以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干预社会的不公正。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活力所构成的话语冲击力，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与男权文化更是产生了持久的批判力量。
尽管女性批评话语在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时也碰到了需要突围的思想困境，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并非完全脱离本土语境，而始终是对女性作为“人”的真实处境的关怀。其思想的坚实基础源自“五四”新文化传统中的人本观念和８０年代启蒙话语中的个性解放精神，因此，女性主义批评的目光从关注女性社会解放转向了女性自我意识的文化解放。由于现实的迫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自觉转向思考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因为在男权文化与商品文化共谋打捞女性各种色相的今天，如果女性自身主体意识不能成长壮大，那么恐怕只能以“小”居之了。
还有，李梦云，女性写作是要带上阉割男人的刀子的。这真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如果真像李梦想的那样，男人有“阉割的渴望”，那也决不是女人所为，而是父权制本身对男性精神的异化。女性主义并不需要阉割男人的刀子，恰恰相反，她们承认男人和女人是最自然的关系，不是两军对垒性别对抗，更不是激进极端的性别一元化的女人统治男人的关系。正如波伏娃所言：男人和女人首先必须依据并通过她们自然差异，并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才能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愿把这种有关人类自由的畅想送给那些主张两性对抗的人。在我看来，女性写作不需要带上阉割男人的刀子，更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逼迫“上帝”重新洗牌。男人和女人真正需要的是平等的对话，因为，涉及女性解放的命题到底是全人类的大事，包括两性平等的精神认同与文化观念的自我解放。如此，女性主义才不会是一个自说自话自怨自怜的徘徊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