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黄裳片论

作者:何满子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定于6月13日举行“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蒙主持人不弃,发来通知邀约。无奈我衰年病弱,不良于行。85岁以后便已不参加公私活动,亲朋聚宴也一律谢绝。失去了聆听与会诸彦高论的机会,歉憾万分。敬草此短文,聊充此次盛会的书面发言。
  
  鄙见认为,而且多次在文字中表述过:黄裳是当代中国散文领域中的第一支笔;而且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造诣能达到黄裳的水平者也屈指可数。黄裳笔健产丰,除了上世纪50年代被“扩大化”进去起至“文革”结束这二十多年被剥夺发表权,只能在折磨颠沛之暇“潜创作”之外,全生命都投入于治学述作之中。1998年辑集出版了三百万余言的六大卷《黄裳文集》后,逐年都有文集问世,今年又出版了失收于已出诸书的《来燕榭集外文钞》一巨帙。综计他自少年试笔,发表于南开中学校刊的文字起,七十多年来问世的文字已不下五百万言,真堪称“文豪”而无愧了。
  当然,如果是写些胡编乱造的武侠小说之类,字数再多些也不值得称道。而黄裳的作品,除了少年时代的一两篇试笔略显稚嫩之外,弱冠起便迅速趋于成熟,文化含蕴也愈益丰厚。《来燕榭外文钞》第二辑中发表于上世纪30年代末的《蠹鱼篇》、《四库琐话》、《四库余话》……等系列作品,谈今议古,文情并茂,虽然仔细辨认,可看出是眼前读书所得,即兴拈题之作,但绝无现炒热卖饾饤成文的痕迹。即使置之今日,也高出于时下那些先立下题目,临时去寻觅材料以炫耀渊博的所谓“文化散文”。后者的那点“用假嗓子唱歌”(林贤治语)的捉襟见肘的文化含量,较之六七十年之前黄裳作品的文化底蕴来,也已相形见绌;更不说黄裳中年以后日益炉火纯青之难以企及了。
  黄裳一生所作的散文涵盖极广,诚如唐韬为黄裳《旧戏新谈》所作的跋文所言:“我觉得作者其实是一个文体家。”文体家者,众体皆备,无往而不得心应手之谓。黄裳散文所涉足的有游记,有戏剧评说,有书话,有版本题跋,有史论,有人物速写,有谈古今诸体艺事,有述掌故,有针砭现实的杂感……古今中外,凡散文众体所能涉及者几乎无所不包,而且都是本色当行的上品。恕我见闻俭约,当代作家中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
  黄裳的成就当然靠天赋的才情,靠丰富曲折的人生阅历,但我以为更依靠读书的勤奋和载籍的博览广涉。黄裳是有名的藏书家,其庋储之丰,“五四”新文学以后的著名文人,大概只有郑振铎、傅惜华等少数人士可与相此;并且他的藏书不像有些为藏书而藏书的博古家似地只是讲求版本或附庸风雅,而是为了阅读而搜求积蓄的,这只要一读他的几种版本题跋的专书即可知道;自然附带地也充实了藏书家所共有版本学方面的知识。有两件我亲历的旧事可以说明黄裳版本知识的丰赡和收藏之富。
  一件事是上世纪50年代中叶,当时我供职于古典文学出版社。只记得是责编一本宋人的诗话书,遇到了版本上的问题,我对版本目录学全然无知,就近请教于颇究此道的同事胡道静兄,他也不能解决,于是我只得函请北图的赵万里先生求教。赵先生给了回答后,函中特别提到:“何不直接就近求教黄裳先生。”我虽然也略知黄裳热心于收藏,但心想他一介文人,不闻他有遗产和别种经营,靠工资稿酬能有多大能力购求善本佳椠?即使可上书肆或图书馆泛览,过眼得较多,但书籍这玩意是必须拥有它,随时把玩阅览,才能切实掌握其底细的。不料版本学权威赵万里对他如此推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将赵函示胡道静,胡也叹息不置。直到后来读了他的几种版本题跋书,才更拜服他的庋藏之丰和对此道的学养。前些年我曾数次向他请教若干版本上的疑难,他的回答常使我羞愧,我想的问题在他简直就只是常识和常识以下。太小儿科了。
  另一件事是,上世纪90年代,安徽大学的胡益民撰述《张岱评传》,要搜求张岱散佚的诗,京沪等地的图书馆均无法解决,胡君向我谈及,我知道黄裳喜爱张宗子,只有他那里或有希望,便函介胡益民去求助。果然黄裳藏有极为珍贵的张岱诗集手稿,允给借抄了。于此事,并可见黄裳的收藏与他治学作文的情之所向有关。他推崇张岱,《来燕榭书跋·琅琊文集》条曾说:“宗子散文第一,《梦忆》、《梦寻》。天下无与抗手。”赏爱之情如此!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的散文,也是绘风物,抒人情,谈掌故,记民俗,评时尚,体性和方面广泛,黄裳的散文艺术是颇受张岱的影响的。
  黄裳藏书的路数和他治学论世的趋向是一致的。他的散文中有关论史和前代文化之作,很少涉及宋元以前,而倾心于议论晚明和明清易代之际的世态、文人和文化现象。这原因很容易解释:黄裳自述他最敬仰鲁迅,而鲁迅多次慨叹过他目击的当时昏暗的现实和晚明的世态酷似,这自然影响黄裳所关注的方面。同时,黄裳自己又身于离乱之世,对那一个历史时段最易感触。因此,感今慨古之际,谈史事既集中于那一时段,载籍的搜求也就自然钟情于那一时段了。不必琐举别的,只要看他的书跋文字中对祁氏澹生堂的遗籍的那份深情贯注的钟爱,就可见其一斑了。
  他的这种深情和学问涵泳也散见于他别的散文如游记、杂感和戏剧谈议之中。举游记性的散文来说,黄裳不仅是模山范水、勾勒风物的高手,而且在刻画眼前的闻见之中,处处洋溢着历史文化的感兴,意近旨远,有余不尽。那才是真正蕴含着深厚文化的散文。也许我耳目不周,当代作家除黄裳之外,未见第二人。
  但黄裳又不是一门心思闭户治学不关怀现实的书蠹。他在《文集自序》中说:“对旧史的兴趣,也引发了我对旧书的爱恋……我时时警惕自己,不可过深陷入骸骨迷恋的迷宫,要时时与现实对照而发现其间的关系。”这一清醒的认识和执着,使他哪怕是专谈历史的文字也常和现实沟通,关怀和讽喻的是当前的世相,骨子里是人生批判和文化批判。更因他大半辈子从业于新闻,职业良知迫使他关怀现实。只是因为他的传统文化的学养,使他的作品比较含敛了,丰腴而特富内蕴,他的视界也因读书多了而宽广。杜诗所谓“读破万卷书,下笔若有神”,那是真须读得“多”而“破”才行的,不是时下的那些“大众情人”似地,临时摭拾点“文化”炫己而唬人,那是明眼人一看就破绽百出的玩意儿。黄裳是肚里书多了自然溢出来的浑然悠然的真功夫,绝无卖弄之态,此所以为可贵。
  黄裳与我同庚,“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来彼此时有接触,可称知友了。我深受他的教益,常怀感激。这回不能参与盛会,只好拉杂地写下上面这些,表示祝贺之忱。抱歉抱歉。
  2006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