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放他一头地
作者：李国文
某启，承惠《答苏轼书》，甚佳。今却纳上。《农具诗》不曾见，恐是忘却将来，今再令去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当避路”，“放他一头地”，欧阳修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奖掖后进，拔擢新人的古今典范之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会从心底里涌上来这份善意和雅量，张开双臂，去热情拥抱新生代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其中这一个“胜”字，让“蓝”比较伤脑筋，也就注定了两者矛盾的必然性。
在西方社会，人和人相见，拥抱是一份感情的流露，成为社交礼节。如果拥抱不足以表达热烈的话，还可以贴之以脸，甚至于接之以吻，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也怪了，我们好像从未见过西方的文学大师们，相互拥抱的留影。究其根本，恐怕文人身上的磁场，相互颉颃，很难交融。所以，文人之间，表面应酬是一回事，内心深处，总是相拒绝相排斥，而不是相吸引相亲和的。
在我们中国，文人相轻的传统，经过五千年的发酵，更为悠久普遍，而且根深蒂固。
所以，文坛之上，掐和咬者多，帮和扶者少，乃司空见惯之事；文人之间，离死亡越近者，对离死亡尚远者，之嫉恨倾轧，之排斥压制，也不必觉得大惊小怪，匪夷所思。因此，破土而出的文学后生，要想指望大师“避路”，要想等待大师“放一头地”，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宋代苏轼碰上宋代的欧阳修，会有这样的幸运，当代的苏轼碰上当代的欧阳修，就不会有这样的幸运了。
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人口，从民国的四万万五千万，发展到共和国的十四亿，国土面积仍是９６０万平方公里，过于拥挤的人口密度，过于紧绷的人口压力，而形成的粥少僧多，或狼多肉少的生存状态，使得大师们既不敢大意，也无法大度。若是谁高风亮节地“避路” 了，也就等于从此一切都没有了；若是谁德高望重地“放一头地”，也就等于从此再无立脚之地了。
因此，任何一位当代大师，要想在他的佛龛里坐得长久，坐得稳当，最佳之计，就是在视野所及的范围里，最好不要出现许多同类项。为了保持这种“蝎子独一份”的绝对优势，第一种方法，满面笑容，慈祥亲切，作弥勒佛式的宽宏大度状，表示提携，但绝不腾位，绝不挪窝，绝不“避路”。 第二种方法，一脸铁青，两眼冒火，作灶王爷式的找碴挑刺状，这也不够，那也不足，条件尚未成熟，交班哪有可能，岂可随随便便“放一头地”？
由于现实就是这样功利，这样严峻，或者，还可以说，就是这样残酷。丸子只有一个，蛋塔只有一块，给了你，就没有他的，给了他，就没有你的。一句话，都是由于人口密度过高之故。
人多以后，毫无疑问，作家自然跟着多，诗人自然也跟着多，而附着于作家和诗人的文学评论家，便特别地繁荣昌盛起来。记得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五四”新文学发轫以后的第一繁荣期，作家诗人加在一起，也就三位数的样子，评论家，充其量，两位数就打住了。文学环境也要讲究和谐，也要维系生态平衡的。犹如自然界，一定数量的花，和一定数量的蜂，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花很多，蜂很少，不好；同样，花很少，却有太多的蜂，在那里嗡嗡个不停，也是不好的。
可是，你不让他嗡，行吗？为什么许你嗡，不许我嗡。于是，作家也嗡，诗人也嗡，领导也嗡，民众也嗡，平面媒体嗡不上去，在网络上嗡，在博客里嗡，嗡了半天，总体水平也未超过《红楼梦》里薛蟠薛大爷的“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的“哼哼韵儿”。然而，一部中国的文人相轻史，随着总人口的增加，文人队伍的扩大超编，也就愈嗡愈烈了。
试想一下，《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那位英国人和他的奴仆礼拜五，生活在荒岛上，这两个人必须相依为命，甚至亲密无间。在椰林下，在沙滩上，远眺碧蓝的大海，享受和煦的阳光，没有塞车之虞，没有按揭之苦，没有甲醛之害，没有沙尘暴之侵袭，该是多么惬意和自在啊！如果，一万个鲁滨孙和一万个礼拜五挤在这个不大的海岛上，估计就没有太平日子了。
还记得十年“文革”期间，全国只有一位小说作家，那可是太清静了。没有任何嗡的声音，老实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嗡，他住在承德行宫的烟雨楼里，无干无扰，有吃有喝，过着神仙也似的日子，从事文学创作。让那些关在牛棚里，拘在干校里的同行，羡慕得眼珠都绿了。当然，来自农村，热爱土地的浩然先生，未必追求这种优渥的生活，未必热衷这份尊崇的待遇，然而，千顷地，一棵苗，中国文学的香火，当时确实就系于他一人之身，也就由不得他，不让别人把他像菩萨似的供起来。如今，在全国范围内，至少能找出一万位与浩然先生创作水平相等，甚至还要超过的小说家，一与一万之比，那意味着什么呢？银行票子发多了，就毛，作家诗人太多了，就贬值，也就不好抱怨什么了。
比起《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没有礼拜五陪同的浩然先生，更为自在惬意。在烟雨楼里，奋笔直书他那名著《西沙之战》。那时举国上下，无人写小说，赤县神州，无人读小说，当这部急就章，在《人民日报》初次刊登出来时，立刻不胫而走，顿时纸贵洛阳。虽然后来，连作家自己对这种一句一行，一行一段的写法，也不以为然了。但为什么当时却视若瑰宝，誉满中华呢？道理很简单，物以稀为贵。如今，年产长篇小说１０００部到１５００部，中国当之无愧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小说制造大国”，然而，中国人却不大阅读小说。因为普通的小说太多，精粹的小说太少，而从不值得费眼睛的１４９０部小说之外，找到１０部值得拿起来聚精会神一读的小说，实在不堪其苦，于是，只好放弃。
“文革”前十七年，只有“三红一创“等不足百部长篇小说，大家抢着看。“文革”期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等有限的几部长篇小说，大家必须看。时下的这种小说高产状态，正应了“谷贱伤农”的古训，倒无人问津了。熬灯费油，绞尽脑汁，辛辛苦苦二三十万字，四五十万字，陈列在新华书店的柜架上，能进入购书者的眼帘，付之一瞥的可能，不过是１／１０００，或１／１５００的机会。若是不大张旗鼓炒作，若是不拜托名流嗡嗡，绝大部分作品，逃脱不了“泥牛入海无消息”的下场。
这一切，说了归齐，都是多之患。长篇小说丰收之日，也是长篇小说作家郁闷之时。事实上，即使那些名家大腕的书，也只是以码洋的意义，堆存在书库里，发不出去货呢，当然也就顾不上后起之秀，明日之星了。所以，古人欧阳修能说得出，做得到“避路”，而今人，那些德高望重的扛鼎之辈，那些红得发紫的栋梁之才，却说不出，做不到“放他一头地”呢，就在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丰收成灾上。
欧阳修那时，人口不若后来之多。因此，第一，他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天地很宽阔，每个人有其足够的展现空间；第二，他也不怕“放虎归山”，回过头来咬死自己。自身的实力摆在那里，毫不在乎这种文学上的竞争。这就使他从容得多，潇洒得多，为苏东坡的生长，发展，成熟，前进，可以做出他能为他所做到的一切。
据史料，北宋王朝的总人口，以１０８０年（神宗元丰三年）为例，才３３００万，以１１１０年（徽宗大观四年）为例，也不过４６７３万。虽然，那时的国土面积约等于当代中国版图的１／２，甚至１／２也不到。即使将如今的１４亿，除以２，宋代的人口密度，也只有现在的１／１５，或１／１６。因此，负有发现人才使命的欧阳修，对于苏轼、苏辙两兄弟在全国会试中崭露头角，表示出来莫大的欣喜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与焦殿丞千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