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文化英雄眼中的日本
作者：李兆忠
这确实很耐人寻味。
由于极偶然的机会，1913年底郭沫若赴日本留学，时年22岁，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这是一个文化人格已经塑定的年龄，郭沫若不受日本文化的同化，由此可以找到相应的解释。然而，对于郭沫若这样的人，精神气质比起年龄来往往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郭沫若身上有一种叱咤风云、雄视千古的英雄气概，借用他的一副自集对联来形容，就是“内圣外王一体，上天下地同流”，这种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必定有一番作为。事实上，出国之前郭沫若就是四川地方上的学生运动领袖，小小年纪就有惊人之举。正是这种英雄气概，使郭沫若到东瀛后写出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凤凰涅》那样振聋发聩、气吞山河的诗篇，开一代诗风。
然而，英雄也有凡俗的一面，尤其是在虎落平阳之时，郭沫若的自传体小说《行路难》清楚地展现了这一切，这是一个穷愁潦倒、怨泪滚滚的凡夫，困顿狼狈到了极点，与那个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天马行空、半人半神的英雄判如两人。然而辩证地看，正是作为一个凡夫的压抑与困顿，刺激出一个“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豪放诗人。郭沫若对日本的疏离与冷淡，由此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中国留日界有所谓“留日反日”的说法，这无疑是日本军国主义反面教育的结果。甲午一战，蕞尔岛国的小日本大败大清帝国，中日两国的地位发生历史性逆转，日本从此就开始蔑视中国。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记载，1898年第一批到日本留学的13名中国学生中，有4人就是因为受不了日本小孩“猪尾巴猪尾巴”的嘲弄，抵日仅两三个星期就退学回国。然而公平地看，受明治维新与日俄之战胜利的鼓舞，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日关系并不十分恶劣，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也是敬佩大于反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勃发，中日两国关系开始急剧恶化，郭沫若就是在这个时候留日。1915年1月，也就是郭沫若到日本的第二年，日本向中国提出具有颠覆性的《二十一条》，留日学生纷纷罢学回国抗争，郭沫若也是其中一员，在一首七言律诗里，郭沫若抒发了冲天的敌忾之情：“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男儿投笔寻常事，归着沙场一片泥。”甚至做好了投笔从戎、战死沙场的准备。
平心而论，郭沫若对日本文化并无特别的反感，刚到日本时，还称“此邦俗尚勤俭淡泊，清洁可风”；对日本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也很赞赏，称日本学生无论高中小“均有赳赳武夫之概，体魄既壮”，又称赞日本科学进步，“近数年来，竟乎有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之势。国无弃材，人有职守。”然而，这决不意味郭沫若真的把日本放在眼里，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英雄，郭沫若不可能拜倒在蕞尔之邦的小日本的脚下，尤其是在它不可一世、欺人太盛之时，恨和尚累及袈裟，况且郭沫若对日本文化本来没有太高评价，比如对日本语，郭沫若认为：“世界万国中，其文字之无条理、无美观、无独立性者，无过日本。”日本的人种，郭沫若认为来自于野蛮落后的马来人种，幸亏与大陆人种的杂交，才变得优秀起来；甚至对日本民族的象征——樱花，郭沫若也审之以讥讽的眼光，在1915年4月20日的家书中，郭沫若这样写着，轻蔑之情跃然纸上——
〖HT5K〗近日此邦樱花盛开，下流侪辈涂面插花或带面具醉倒花丛中，翩翩趣舞，牟牟作牛鸣而歌，遗钗堕珥，男女不分也。倭奴开化年代仅自唐而还，故至今而夷风犹在。
樱花为物，有如吾国垂丝海棠，五出而花蕾丛集，色微紫，无香也；所见特异处，仅多而已！倭域盖至入春来，街头巷陌，连山被野，着花几遍，令倭奴乃至醉倒若是。
然而假如换一个角度，从更加宏阔的背景看问题，郭沫若的“轻日”有更深刻的原因。1920年3月30日郭沫若给宗白华的信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所谓“东洋罪”，就是日本式的的种族歧视，其所以难忍，在于它有一种中国人看来等而下之的性质。所谓“东洋”，当然是相对于“西洋”而言的，“东洋”不如“西洋”先进，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无论是立志“脱亚入欧”的日本人，还是追求“全盘西化”的中国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留日学子由于家境不济无缘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只好退而求其次到日本，通过东洋二道贩子学习西洋，心里已是不甘，所以郭沫若接着写道：“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白华兄，我还想谈一句我心坎中的话，我很想弃了医学，专究文学，你可赞成我么？你最近的信我已经接到了。你一二年之内，便能到欧洲去，我真羡慕你呀！寿昌兄也说他不久便要到美国去。你们一个个都好，只有我……唉！不多说了！”（参见《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读西洋书，娶东洋老婆，创作新诗，以历史唯物主义首开历史甲骨研究，构成了郭沫若丰富多彩的东瀛生涯，然而，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之下展开的，新诗创作就不说，那完全是在泰戈尔、海涅、歌德、惠特曼等诗哲刺激下的壮举，甚至连那位东洋老婆，也是日本人中的另类，是一位献身基督、具有人类主义情怀的贞女，与那种温柔妩媚的东瀛女子很不一样。给郭沫若留日时代的著述翻译盘点一番，就可发现，除了诗歌小说创作中的日本素材，与日本相关的内容甚少，尤其是翻译，除了一个河上肇，全部被西方作家诗人囊括。这也可以从郭沫若的异域交往中看出，不像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人，郭沫若几乎不与日本文化名人交往，中国学子崇拜的日本文坛巨头，也不入他的法眼。《创造十年》里写到，田汉有一次约他去会佐藤春夫，他谢绝；又约他去会秋田雨雀，他也谢绝，郭沫若称自己的这种脾气为“不带贵”，然而这并不包括西方文化名人。
然而，与胡适的“全盘西化”不同，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绝望也不同，郭沫若并不菲薄中国传统文化，相反，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维护者宏扬者，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充满信心，这从他对孔子的高度评价，对老子庄子思想的积极阐释中可以充分看出。在他看来，活力四溢的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上古文化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郭沫若的精神结构中，大中华主义与大西方主义是有机地胶着在一起的。
这双重的自大，决定了郭沫若决不会将日本放在眼里。在郭沫若看来，日本是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从人种到语言都芜杂不成系统，在郭沫若唯一涉及日本文化的文章《同文同种辨》里，他高瞻远瞩，力驳中日“同文同种”的说法，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来自西方，而日本人的祖先是南洋漂来的马来人，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日两国并非同文同种。夫以仁道正义为国是，虽异文异种，无在而不可亲善，以霸道私利为国是，虽以黄帝子孙之袁洪宪，吾国人犹鸣鼓而攻之矣。同文云乎哉！同种云乎哉！”表面上看相当人道主义，骨子里却散发着大中华味。这也可以从《行路难》中的主人公受到日本房东“支那人”的侮辱时的反应看出——
〖HT5K〗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在说这“支那人”三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现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者还在南洋吃椰子呢？
啊，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们的名字并不是羡慕你们的文明；我假冒你们的名字是防你们的暗算呢！你们的帝国主义是成功了，可是你们的良心是死了。你们动辄爱说我们“误解”了你们，你们动辄爱说他人对于你们的正当防御是“不逞”。啊！你们夜郎自大的日本人哟！你们的精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别人“误解”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你们别要把别人当成愚人呢！你们改悔了罢！你们改悔了罢！不怕我娶的是你们日本女儿，你们如不改悔时我始终是排斥你们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终是排斥你们的！
这种以牙换牙的反击虽然解气，甚至很必要，毕竟无助于对日本庐山真面目的认识。这样的文化心态，只会阻碍我们进入日本，对它作由表及里的认识。由于缺乏真正的研究，郭沫若的日本论不能不陷于大而化之，比如在《创造十年》里，郭沫若……这样论述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得到成功，治人治法之两得其宜，诚然不可否认；然而他们的实验场所却和我们不同，而是近于完全的绝缘体，也同样不可否认那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岛子，在殖民价值上那里能赶得上我们？因此在日本民族觉醒了、自行振足起来的时候，欧美人倒也满不在乎。他们乐得有我们这个太牢在手，无暇去争吃小鲜。有了这种近乎完全绝缘的条件而又益之治人治法两得其宜，此明治维新之所以成为‘近代的奇迹’也。”这是典型的外因决定论，连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大中华”式的。明治维新何以成功，这是一个绝大的题目，全世界的学者都在认真研究，留下无数成果，决不是光一个“绝缘体”就能说明的，郭沫若的这种浅表的看法，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骨子里对日本的蔑视。
郭沫若学富五车，才有八斗，并且在日本生活了整整20年，假如不受大中华/大西方思想的遮蔽，下点功夫研究日本，成就一定不可限量，可惜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