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要理?还是要命?

作者:赵白生




  库切是苦行僧。他说:“我不喜欢写作,所以我得逼自己。我要是写的话,情况会挺糟糕,可我要是不写,情况就会更糟糕。”夫子自道,用在他的《动物的生命》上也贴切。
  写《动物的生命》,当然糟糕。你不是动物,怎么去写动物的生命?更糟糕的是,一写动物,就要得罪恶贯满盈的同胞——人类。这样吃苦不讨好的事,库切是不会放过的。不过,你不必为库切担心,他是多年苦行熬成圣。虽然不像齐天大圣有七十二变,但他还是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成了澳洲的名小说家,一位苦口婆心的老太太。
  堂堂的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库切作演讲,他却真人不露相,玩起了布袋戏。他不写论文演讲,却在讲台上念起了自己的小说,而让小说中的人物,同样也是名小说家的科思太楼,去替自己到一所美国大学演讲。这样做,他的布袋里卖的是什么药?
  库切的布袋里暗藏着两种药。
  第一种药是小说家的特效药。库切是小说家,不会不知道小说惯技的诸多弊端和小说家言的荒诞不经,可是他深知,再现“真实的氛围”,小说确实技高一筹,无可替代。在一所名牌大学,作一次学术讲座,谈谈动物的权利,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不难想象。古老枯燥的题目,味同嚼蜡的推理,有时间有礼貌有耐心而不退场的听众往往靠惯性撑到最后迫不得已鼓掌几下了事。但小说里的讲座就大不一样了。小说人物来迟了,讲座的前半截可以省略。演讲者科思太楼一跑题,她那充满敌意的博士媳妇就不干了,立马开口提醒。演讲后,晚宴餐桌上的勾心斗角,更让读者感受到讲座所遗留的依然弥漫在头顶的硝烟。台前台后的这种种氛围,纯粹的学术讲座是无法涵盖的,小说则别擅胜场。
  讨论动物维权,不用论文形式而用小说方式,库切大概别有深意。因为论文的语言多半是理性的语言,抽象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正是人类用来剥夺动物权利的语言。哲学家,如柏拉图、阿奎那、笛卡儿,莫不沿着一条思路往下走: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因此,“人类具有神性,动物具有物性”。这是人类任意屠宰动物的基本原理。可是,小说家科思大楼认为,理性不过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倾向,怎么可以为了人的一己之私把它置于宇宙的中心来衡量一切呢?怎么可以用这个所谓的“理”来杀戮百万动物的“命”?
  要理,不要命,人类真的无药可救了吗?
  人中了“理性”的毒。解毒药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