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学会重新认识她
作者：张芙鸣
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张爱玲出水芙蓉般的惊艳乍起，惊动了当时和以后的文坛，她那来自日常生活四处开花的智慧，激起人们强烈的阅读欲望，同时引起我们对当时文坛的思考：为什么那些轰轰烈烈的浩繁巨帙，使读者丧失了阅读耐心，那些看似有人生信仰、有理想关怀的作品，总是落不到实处，使读者无法对它产生兴趣，而张爱玲的饮食男女、日常情愫却能使读者趋之若鹜？这本身说明，文学并不是在“别处”的理想和信仰，它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性和生活的“气息”，离开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文学灵感从何而降呢？
本来，超越历史，推陈出新，是各个国家文学史上正常的现象，杰作总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于某个特定时间、地点，在某种氛围内不可遏制地产生，其成就则存在于无法替代的风格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从鲁迅、老舍，到沈从文、萧红、废名，无不是以杰作屹立于文学史中，并且确实经得住时间的砥砺。这些作品具有基本价值，而基本价值的存在，使得文学史拥有最根本的意义。但是，自从１９６１年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张爱玲单列一章，并给予高度评价之后，张爱玲的研究和接受过程就带上了传奇色彩，人们对其人其作的论及超出了作家和文学的范畴，好像张爱玲的异军突起，是一个超越文学史规律的现象，是一个无法用正常的文学内部关系来阐释的特例。人们被她天才般的技巧折服，愿意将她从文学史中抽出，而不情愿将她还原到文学秩序内部。
张爱玲首先成为台湾文学的灵魂。王德威在其有关台湾文学的论述中，几乎把台湾文学创作史写成了“大师张爱玲”（王德威语）的影响史，把从白先勇、施叔青，到朱天文、萧丽红、林俊颖一众数人，皆视作学张能手，即使那些没有明显张腔张调的作品，也依稀可见学张仿张的形迹。张爱玲的才气，胡兰成的风情，成了台湾现代文学的骨架。张爱玲一生的创作全集在台湾出版，她所获得的荣誉由台湾（《中国时报》）授予，她成了台湾文学的祖师爷。但是张爱玲的作品是写殖民地上海的，她一生从未在台湾定居过，却对台湾学术界和创作界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个中逻辑是发人深省的：张爱玲１９５２年逃离大陆，１９５４年出版《秧歌》和《赤地之恋》，政治倾向与台湾当局暗合，自然也使对３０年代文学“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文化界如获知音，他们对张的激赏同时贬抑或遮蔽了包括左翼作家在内的中国新文学成绩，这种接受，表面上艺术唯尊，其实还是带有政治功利性的；另一方面，张爱玲的名声鹊起，似乎与远离新中国政治具有某种隐喻关系，海外学者以为张爱玲远离现实政治的个人化叙事与“五四”以来的国家史诗叙事之间的张力，代表了她的成就。笔者以为，正是殖民时代混乱的政治和腐朽的文化构成了令她稔熟的叙事环境，使她退到“关注个人”这个最后的底线；她的逃离，是远离一种政治而趋赴另一种政治，时间差和空间倒错，使不同的政治都馈赠了她礼物，仅此而言，她是个幸运的作家。不能否认的是，她离开上海这个难以复制的城市落脚异域之后，她的“个人叙事”失去了得以滋生的土壤，变得难以为继。
夏志清英文版小说史出版后，其兄夏济安在台湾《文学杂志》将介绍张爱玲一节刊出中译文，并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一文中，特别强调：“假如这篇文章能够使国人注意到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重要性，她将能得到更公允的批判。”这里所谓“更公允的批判”在夏志清那里，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夏志清把这种绝对性和最后的结论看作是“改写中国文学史之功”。
夏志清的“改写”居然也影响到８０年代以后大陆文学史的撰写。
对学术理性尚未完全康复的大陆学者来说，大门敞开之后的海外张学研究先入为主，某种程度上引导着他们的思路。在十多年的研究中，一度上至知名作家、批评家，下至爱好文学的无名小辈，都曾将张爱玲收入视野，论长述短。当然，与同时期的“方法热”相比，大陆学者研究张爱玲同样是带有功利性的，目的在于显示对新方法的浮泛热情，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女性主义、后殖民文化，都将张著拿来做一只解剖麻雀，麻雀里面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展示解剖刀的新旧优劣。更大的缺憾在于，十多年的研究是在一种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展开的，至今，大陆学者看不到张爱玲作品的全貌，对其离开大陆后的生活和创作，所知有限，所以观点不免带有局限性。先天缺憾使大陆学者一方面意识到张爱玲在文学史中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她的史学定位和艺术成就的最终评价持谨慎暧昧态度。笔者以为，这反倒成了一种智慧，因为成熟的文学史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它既能发现作家独特的价值，又能注意到他与整个文学环境的联系。任何仓促的结论，都会成为过眼烟云，甚至会被推翻，但饱含着史学家文学理想和学术追求的关于结论的系统化阐释，才具有值得追怀的意义。
其实对于张爱玲，４０年代迅雨的批评，８０年代柯灵的“遥寄”，都是知遇之音，言辞中的诚恳在任何一种捧杀之上。柯灵已经说过，１９４２年，上海人在刊物上看不到巴金、茅盾、老舍等名家的作品了，甚至一直在报上连载的张恨水小说，也失去了踪影。他们不是自我封笔，就是被敌伪封杀。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张爱玲的现身，正是这般“命中注定，千载一时”。忽略这个时势机缘，张爱玲研究就容易走向偏至。
如果说，从８０年代末期，至９０年代中期，对张爱玲的关注还集中在文学领域内部，具有理性秩序，那么，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在９０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张爱玲的去世和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被生吞活剥地引介，随着上海在亚洲地位的重塑，“大都市的物质生活”成为被重提的概念。当物质生活迅速膨胀，精神和物质相融，精英与通俗联袂，人们的恋物癖已变成错误意识不知疲倦地成长时，文学艺术却无力获得当下经验的审美表现能力，这时，詹明信所说的“剽窃”就产生了。它在大众文化领域急剧蔓延。作为上海殖民时代世俗物欲的影像，张爱玲及其作品成为剽窃的最佳文本，普通人剽窃她的生活，作家剽窃她的风格，即那种源自日常生活的“气息”。古典的、现代的、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的上海已经被张爱玲写到极致，因为没有人再有那种独特的私人世界和风格去表现了。所以，除了在剽窃手段上创新之外，作家艺术家和通俗读者似乎别无选择，只有将希望囚禁于对“过去”的缅怀之中，“怀旧”之风由此盛行。这次，通俗文化界谈论张爱玲的目的是为了引出殖民地时期的文化主角——上海。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有关上海的叙述带有浓厚的怀旧色彩，它被强调自身与“他者”的不同，带着女性式的自恋和夸饰的语气，一遍又一遍诉说着殖民时代的繁华，各种版本的豪门艳史，以堆积档案材料般的叙述进入阅读市场，摆放在书店引人注目的位置，引领着那些苍白的阅读重回殖民时代的十里洋场，却让人丝毫体会不到整个民族历史性的伤痛。就像张爱玲被从文学史的阅读中剥离一样，上海这个城市也从充满疮痍的国家历史叙述链条上脱落下来。张爱玲归属上海，而上海又归属谁呢？
张爱玲的接受在通俗文化领域发生了畸变。她从一个精神产品的创造者转而成为物质时尚的代言人。她的文体，被视作“上海的原创品牌”，这是一种极致的商业特征；她的作品被出版商不断重组翻炒；她和娱乐明星一起频频出现在街角小巷类似《上海壹周》这样的消费刊物上，同时，还在等待被搬上荧屏，让那些或许从未读过张作的导演或演员编撰演绎。种种新型被消费的形式，说明张爱玲已经被通俗文化塑造成可模仿的时尚偶像。时尚，说到底，是屈服于无生命物的恋物欲。用本雅明的话来说，时尚是与有生命力的东西相对立的，它将有生命的躯体出卖给无机世界，与有生命的躯体相对，它代表着尸体的权利。这个结果想必令张爱玲愤怒，否则，她不会选择离群索居，拒绝一切媒体采访，几乎断绝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