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这样的“全集”谁会买
作者：韩石山
但是这种“补”的办法，对我这样的读者，却不管用。在买书上，我是有“全集瘾”的。
胡适的著作，早就买下台湾版的《胡适作品集》（３７册），后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胡适文集》（１０册）也买，再后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了《胡适全集》（４４册）也买。徐志摩的著作，先买的是上海书店出版的《徐志摩文集》（５册），后来买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的《徐志摩全集》（６册），待到上海书店的全集出来（９册），也买了。郁达夫的著作，先买了花城出版社与香港三联出版社合出的《郁达夫文集》（１２册），后来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郁达夫全集》（１２册）出来，明知没有多大的增补，还是买了。此外像《闻一多全集》、《潘光旦全集》、《俞平伯全集》等等，不管家里有他们多少单本著作，见了全集还是个买。至于多卷本的文集，就更多了。
《鲁迅全集》１９８１年版的不过１６册，新版１８册，能不买吗？一册按３０万字算，两册就多出６０万字啊。
那就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吧。真要是这样，就得买。
好在如今有网络，查起来不是难事。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主任王海波介绍，这次《鲁迅全集》的修订以１９８１年版为基础，集中在内容补充、重新校勘、增加注释三个方面。收入了新发现的鲁迅佚文２４篇，其中有１９篇将收入第８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书信的增收量要更多，其中包括新发现的鲁迅佚信１８封。还收入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原信６８封，收入鲁迅《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含日文原稿和中译文）约１０万字。新增注释９００余条，对１０００多条原注做了重大修改。共计创作１０卷，书信４卷，日记３卷，索引１卷，总字数约７００万字。经过增删调整后的《鲁迅全集》，收文更加全面、严谨，体现了二十多年间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
也按照王先生的介绍，分三个方面说。先说内容补充。
新发现的都是些什么文章呢？ 据修订编委会委员、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裘士雄介绍说，认定的２４篇佚文内容涉及古籍整理、介绍外国文学家作品和悼念文章等，体裁包括杂文、诗歌等，反映了鲁迅文学创作道路的变迁和思想的演进。其中发表于１９１２年１月的《军界痛言》一文尤为重要。该文痛斥了辛亥革命后光复军在绍兴的一些劣行，在当时曾触动了一些光复军人士，他们对照此文进行检查，军风有所改变。
这２４篇佚文，有１９篇收入了《集外集拾遗补编》，另外５篇呢，请放心，不会不要，肯定也收入了，只是不在《集外集拾遗补编》里。想来是难以单独成篇，与旧版已收入的文章合并了。
“书信的增收量要更多，其中包括新发现的鲁迅佚信１８封”，这话颇费解，既说“增收量更多”，怎么“新发现的鲁迅佚信”只有１８封呢，莫非新增收的却不是新发现吗？看下文就明白了，还真是这么回事。
上文说了，还收入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原信６８封。鲁迅与许广平通信，鲁迅生前已编成《两地书》，是一本书，早已收入旧版全集第１２卷。据说是因为鲁迅在编《两地书》时有删改，这次就把６８封打散，按编年的方法，插入书信卷各年里了。《两地书》是鲁迅的成本著作，不会不要。这样，新版全集里等于每封信都有了两个版本。新版全集还收入鲁迅《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含日文原稿和中译文）约１０万字。旧版第１３卷的“致外国人士部分”里，不是已经收入了鲁迅给增田涉的信了吗，怎么现在还要弄个“集录”出来？此中也有蹊跷，不听解释谁也不会明白。参与修订的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是这样说的：
增田涉是日本汉学家，早年来华曾投师鲁迅门下。回国后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若干中国现代小说时，多次写信就教于鲁迅。有很多常识性问题，鲁迅在回信中掰开揉碎地向他做耐心解释，甚至画出草图。这些信有助于读者了解鲁迅的渊博学识和对异国青年诲人不倦的认真态度。但增田涉后来把这些信进行了删剪，删掉了他认为与其汉学家身份不符的段落，破坏了鲁迅书信的完整性。（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２日深圳新闻网）
明白了。这个《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不光有鲁迅的回信，还会有增氏的原信。要不，既已发现了鲁迅的原信，将原信替换经过删剪的信不就得了，有什么必要在全集书信卷里别辟洞天，再来个“集录”呢？
实在说，新增收的鲁迅的书信，就是那１８封“佚信”。
旧版全集１６卷，其中书信集两卷，新版全集１８卷，其中书信集４卷，增加的这两卷，直可说就是重复收入了给许广平的信，还有新增的增田涉的信。当然，增加了信，也就相应地增加了注释。这样一来，扩张出两卷也就不难理解了。
书信卷中，最让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件事。据《中华读书报》１１月３０日舒晋瑜文章中说：
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东征胜利的信件，１９９５年全文被发现，这是鲁迅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经过对此信文本的仔细考察和讨论，专家认为，此信没有原件依据，其文字风格与鲁迅手笔完全不同，而且也不能证明此信经过鲁迅审阅，但这封信具有很重要的文献意义，应该在全集中得到完整的反映。
再查网上说法，知道此信确已编入“书信卷附录”里了。
所以收入此信，当然是因为它太重要了。但作为一个作家的全集，既没有原件依据，文字风格也与作者完全不同，且不能证明经过作者审阅，仅仅因为它是“鲁迅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就将之收入作者的全集，这能说得过去吗？是研究成果，你发表在研究刊物上不就得了，怎么能收入全集呢。须知这是作者的“事”，不是作者的“文”，若这样的编法成立，那么作者说过的许多话，别人据之成文，不是也该摘出来收入全集吗？
次说重新校勘。
这部分没说的。校勘，说白了就是弥补先前的疏漏。举两个例子吧。一，收入《朝花夕拾》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我”按照闰土的父亲传授的方法，支起竹筛罩鸟，“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促住的不过三四只”。这里“促住”为“捉住”之误。二，收入《野草》的《好的故事》中“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这里“缕缕的胭脂水”应为“如缕缕的胭脂水”。此文在《语丝》周刊发表时漏掉“如”字，鲁迅当年曾在杂志上发过更正，但收入集子时未改过来。这两处疏漏，全是负责全集第二卷修订的张梦阳发现的，真可说是心细如发了。
再说增加注释。不光是增加，还有修改，量也很大。
对此，《中国青年报》上郑瑗的文章说：对原注中带有评价说明性内容，带有政治性和批判色彩的注释，此次都酌情地加以修改和删节。比如，对现代评论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等派别，以及这些派别中的成员的注释，删去了带有政治色彩和“左”的评价。对一些现代西方哲学、艺术流派，如试验主义、未来派、立体派、象征派、达达派等，都较全面地补充它们的理论主张及代表作家作品，删除原来一些带有批判色彩的评价。对尼采、叔本华、康德等哲学家，也从现在的研究视角介绍他们的哲学观点和代表作，修改了原来一概归为唯心主义哲学加以否定的观点。对陈独秀、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政治人物也根据现在的资料和评价进行了修改。
这是预料到的。具体例子，当然不能去看书，也不是没有办法。参与修订的朱正在一篇名为《陈琼芝与＜鲁迅全集＞》的文章中，有两个现成的例子，一个是修改的，一个是增加的。陈琼芝曾为浙江版的《鲁迅全集》作过注，也是这次的编委。朱正说，“我不知道即将出版的新版《全集》中究竟采用了多少琼芝的校注成果，这要等书出了之后才能看到。有几条我想必会完全采用的”。鲁迅的《三闲集》中收有《书籍和财色》一文，其中提到张竞生的“第三种水”一词。旧版注张竞生和“第三种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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