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直谏李建军》异议
作者：杨光祖
这里，我们不妨一起读两段世界文学大师的教导。伏尔泰说：“谁若不能指出伟大人物的过错，谁也就不能欣赏其长处；批评应侧重伟大人物的不足；若由于偏见连他们的毛病也欣赏，那么不久我们就会步其后尘。那么我们从名家那里得到的启示，或许便是如何将作品写坏了。”别林斯基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文学界仍旧流行着一种可怜的、幼稚的对作家的崇拜，在文学方面，我们也非常重视爵位表，不敢对地位高的人说真话。碰到一位名作家，我们总是只限于说些空话和溢美之词；不顾情面地说真话，我们就认为是亵渎神圣。”我想，从这两段文字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批评“名家”和“名著”的必要性，而且可以看到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的难能可贵：他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而不是羞辱和打击。
这是两种普遍有效的可靠方法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文学批评方法，是金女士批评李建军的第三个“病象”。这个罪名实在是让我等大开眼界：原来这两种被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错误的，好像任何方法只要被李建军用过，就必然成了“李氏文学批评方法“，从而也就必然是错误的。可是，舍弃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这两种方法，我们还怎么搞研究呢？“定性”是为了说明其性质，离开这种方法，我们根本不可能界定任何事物，也没法通过明确的判断揭示其性质；“定量”是用精确的事实来证明一个判断的对错，离开这一方法，我们有时就很难用充分的事实说服别人。你金女士不是就对李建军先进行“定性分析”，再进行“定量分析”的吗？“道德敏感与文学洁癖”难道不是性质粗糙的“定性”吗？你援引的李建军的话不都有“定量分析”的意思吗？
我们的文坛缺的就是李建军这样的文本细读，多的是凌空蹈虚者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而往往是细致求真的批评，经常被作家所嫉恨，甚至恼羞成怒。随便举一个例子，最近李建军批评《秦腔》的文章《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就是这样一篇文本细读的杰作。我看了只有佩服的份，贾平凹先生也无法从理论上批驳，只能破口大骂。“疯狗”等等不堪的词汇，从一个优秀的作家的嘴中说出来，让我等目瞪口呆，网民也认为贾先生太过了，有失身份。
金女士说李建军“发明之一是‘定性’分析法：李建军深入到文本内部，不厌其烦地寻找叙述上的语法错误，然后归类定性”。这回你肯定是大大的错了：“定性分析法”并不是李建军的发明。而且，将这种方法用之于文学批评也不是自李建军开始：李建军那天讲课的时候明白地说过，伏尔泰在逐词逐句地批评莫里哀的“优秀喜剧作品”《恨世者》的语言病象的时候，早就用过了——可见你没有认真听讲啊。
对李建军的细致的文本分析，金女士批评道：“小说毕竟不是中学生的作业，没有是非对错的标准答案，该含糊的时候要含糊，该宽容的时候要宽容。作家跟批评家的关系也不是前者等待后者批改、打分、更正的师生关系，批评家其实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给作家设立统一的标准与模式。如果一定要分个高下，我倒一向觉得，创作其实是高于批评的。小说更不是现代汉语，不是统计报表，文学作品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正是它的复杂性、多义性、模糊性和非技术性，它绝对不是可以简单地从纯技术角度，从某个具体的词、具体的句子、具体的意象就可以肯定或者否定的东西。”
这段话真是说得高明极了，似乎非常有道理，但细细分析一下，就会发觉金女士又在偷换概念，语无伦次。小说是否真如金女士所说的“没有是非对错的标准答案”？李建军对一些著名作家的小说语言进行的分析批评，是否就真的不应该，就是好为人师？我觉得金女士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文学语言的“复杂性、多义性、模糊性和非技术性”，这我们都承认，也是文学常识，但如果一个作家连基本的字词、基本的典故、基本的历史常识都经常错误使用，难道也是可以凭什么文学语言的“复杂性、多义性、模糊性和非技术性”而原谅的吗？上海的《咬文嚼字》杂志经常对一些经典文章、名家作品进行“咬文嚼字”，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做法。我们只能说他们的“咬文嚼字”哪里“咬”错了，哪里没“嚼”对，不能说这种做法?穴或用金女士的话，“文学批评方法”?雪有什么不对。
我们只要随便翻阅一下古代诗话，翻阅一些文学大师的文集，你就会发现没有哪一个是不重视语言的。那些“一字师、半字师”的文坛佳话不是也有很多吗？就“准确用词”这一项，他们不知说了多少开启后学的名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啦，“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啦。法国作家福楼拜甚至认为风格就是用词准确。即便批评家给一些作家当当“老师”，只要他有那个水平，又有什么不可？“作家跟批评家的关系也不是前者等待后者批改、打分、更正的师生关系”，我不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批评家批评一下作家的语言错误，就是好为人师，就是大逆不道？如果这个“作家”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或他写的作品是个不入流的作品，批评家为什么就不能“批改、打分、更正”？不要说批评家，我想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这样做。至于“批评家其实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给作家设立统一的标准与模式。如果一定要分个高下，我倒一向觉得，创作其实是高于批评的”这样的话，就更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李建军什么时候给作家“设立统一的标准与模式”了？创作怎么高于批评了？难道批评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作？即便我们把“创作”理解成虚构类文体比如小说吧，那么难道一个下三烂的所谓文学创作，其价值高于别林斯基、刘勰的文学批评？秘鲁作家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里写道：“文学评论可以成为深入了解作家内心世界和创作方法的极为有用的向导；有时一篇评论文章本身就是一部创作，丝毫不比一部优秀小说或长诗逊色。”并列举了一些优秀的文学评论作品。另外，很多伟大的作家本身也是杰出的批评家，我不知道在金女士心里他们应该怎么衡量“高低”呢？我们看这一段文章，似乎金女士想告诉我们批评家：你们永远低于作家，你们只配当人家作家的宣传者和阐释者，而不要妄想去批评他们，因为你们不配。不知我的理解对否？
总而言之，金女士的《直谏李建军》一文基本上是逻辑混乱、概念不清，文风泼蛮、上纲上线，理论粗疏、自相矛盾，属于那种典型的“话语撒泼”，完全不是那种心态健康而且具有建设意义的文学批评。现在，既然金赫楠把她的《直谏李建军》发表了，我认为就有必要继续展开争鸣，也算是对读者的一种负责：因为这多少有助于我们弄清文学批评应该如何进行，尤其有助于我们认清什么样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什么样的批评才是尖锐有余而谬误多多的伪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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