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周介人的人格与文格
作者：雷 达
我认为，周介人的人格与文格，他的人生道路，他的学术遗存，是一笔宝贵财富，一笔富于现实性的精神资源，对许多默默从事编辑的人都有用。有时看到文坛上那么多的人在纷纷悼念或以谈论某某人为荣的时候，我就发过一回感慨，说，咱们能不能谈谈周介人啊。这好像有点可笑，不识相，但并非没有道理。大家齐声颂扬，谈个不休的人，成为文学时髦的人，未必价值就一定大得不得了；很少有人理会，冷在一旁，鲜有言说者的人，未必就没有价值。舆论本身也是很势利眼的，对理论批评者如此，对编辑行当尤其如此。
周介人创造了一个类型，或者把一个类型完善化了，那就是，编辑家型的评论家，或评论家型的编辑家。他的学识，他的理论，他的编辑实践，他主持刊物的行为模式，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文化存在方式和文化精神。全国类似于周介人式的生活方式的人，也就是文学书刊编辑，不知有多少。在他之前，很多，在他之后，更多，而周介人在历史语境剧变之际，把他们的生存与精神，提到了一个新的精神高度。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不值得研究吗？所以，我们今天既在怀念一人，又不限于怀念一人。在时间面前，我们会发现，周介人身上多方面的优点会显露出来：比如，可以研究他的文论和观念，他的编辑工作经验，也可以研究他发现新人的锐利眼光，还有他的关于文学期刊的市场经营策略——有些可能过时了。
以发现新人而言，周介人关注新人的惊喜眼光，持续的热情，常人做不到的耐心，让人感动不已。我曾说过，80年代中前期，整个文坛都在屏声敛息地注视着上海青年批评家群的崛起。像吴亮，蔡翔，许子东，陈思和，王晓明，毛时安，南帆，程德培，殷国民，杨文虎，邹平等等，形成了一个连山波涛似的群体，不断发出新锐的声音，震荡了当时整个的文评界。其中，李子云和周介人付出的大量心血，功不可没，应该永远记住。对理论批评界来说，如此灿烂的星阵，再没出现过。也许，冯牧文学奖的“青年批评家奖”庶几近之。
当然，对周介人来说，最核心的还是他那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他说过，他只知道让别人踩在自己身上过河去，而不计较别人是不是会“过河拆桥”。因为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过河呢，管他过去之后给你什么脸色。如此大度，一般人做不到，他做到了。他这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耍牌，也没听说有过艳遇，就是爱吃个小吃，是属于活得特别冤的那种。只要有来稿件可看，有稿笺可写，不时还能发现篇把好作品，他就很知足，觉得就是对他最大的犒赏。他的活法，我并不以为值得大力提倡，但公道地说，支撑他的，仍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意识，经邦济世思想，可贵的良知和理性，以及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有道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和理想操守，乃是一个民族的最后防线，或说底线，它要是崩溃了，就没得救了。
今天，《周介人文存》终于出版了。想来可叹：据说徐俊西先生的序写好快七年了，蔡翔和杨斌华编好这本书也快七年了，人人都说这本书早该出了也快七年了，然而，这么一单本不厚的、很精炼的小书就硬是出不来。这期间，全国大大小小烫金硬壳装的“文集”“文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有的都回收到造纸厂几次了，可这本小书还就是出不了。是因为它质量太差，苍白贫乏吗，是因为属于文学理论类吗，还是因为人去世了再也不存在面子上不好看的问题呢？我不得而知。这次得以出版，还是众友人鼎力相助，领导开明的结果。
拿到《周介人文存》后，我当即重读了一遍，觉得这是一部有历史价值，理论价值，编辑工作参考价值，并且大有助于提高文学鉴赏力的好书，经得起长久阅读。介人具有广博的学识，深厚的理论根底，哲学修养，以及对文学、作家作品的高度悟性。这部著作给我突出的印象是，虽然充满了变量因素，过于注重当时的“当下性”，有些问题已随时间消失，但它含有较高的理性和科学精神，有不可抗的思辨力量和逻辑力量，于是精神内核并不过时。周介人文章的风格是明澈，清晰，简洁，深入浅出，以短胜长，重思辨性，善于概括，富于逻辑力。这种书写品质部分得之于他在复旦大学时受到扎实训练，其中蒋孔阳先生对他有较大影响（他曾将自藏的蒋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一书郑重地赠我）。他的文学观念几经变革，新意迭出，能站到观念变革的前沿，但中国士大夫的“文以载道”仍是其最终底色——当然决非保守的一路。首先，就历史价值而言，他关于工具论的批判，关于庸俗本质论的批判，关于小说文体意识的变革的梳理，关于“新市民小说”，关于新批评群体，关于90年代中国文学诸多复杂现象的分析，都有切中肯綮之见，有一定的文学史的意义。第二，全书具有与时代共进的理论品格。当某种更新更高的需要在历史和文学中浮现时，当某些曾经满足过人们需要的理论模式开始显得乏味，失去吸引力的时候，周介人总是面对新的抉择，变革自身，以满足时代的新需求，发现文学的新尺度。这显示了他的敏锐，智慧，永不满足的创新意识。我们同为60年代中期毕业的老大学生，他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整个80年代，他是文学理论界走在前列的人群中的一员。
90年代，文化语境空前复杂，《上海文学》生计维艰，周介人苦苦寻求新思路，有明显“向外转”的倾向。与80年代他注重观念革命和文学的“内部研究”不同，他强调文学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外互动关系，他呼唤文学成为时代的强有力的思考者，甚至代言人。他强调要表现人民的力量，以及让文学成为温馨的精神家园。他提出，对强者，关怀他们的灵魂，对弱者，关怀他们的生存。他有时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反对文学过多地考虑圈内人的反应，对文人小圈子里的自鸣得意他不以为然，他强调不可忽视当代生活的巨大变迁。这一切构成了他最后的主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