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自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作者：张 霞
２００４年《文学自由谈》刊发了质疑该刊选稿“六不”思路的文章，至少有４篇，它们是：第１期展静《只有走着瞧》，第５期张兴元《不必走着瞧》，第６期艾文书《百期杂谈》和肖舜旦《敢问路在何方？》等。展静说，该刊的选稿“六不”思路“不过是几句‘秀’ 得不错的广告词而已”，刊物“办得名不符实，貌似自由、表达文坛民意，实则自己画地为牢，大有愚弄民意之嫌”。其他几篇文章都围绕展静的批评展开。肖舜旦既说展静的批评“很尖锐”、“很过分”，又承认“不无道理”。因为肖本人早在２００１年就批评该刊，每期必有老面孔的名人文章，违背“不着眼作者地位”的现象。张兴元意在反驳展静，但也希望“六不”思路变成更加实在的办刊方针，而不是单纯的广告词儿。
质疑虽然定性准确，触及到了要害，结果却是质疑归质疑，编辑的态度依然故我。在２００４年第５期《本刊百期答友人问》中，编辑自谓“出于‘性格’原因，推测刊物的未来，怕是难有脱胎换骨的一天了”，质疑者甚至被冠之以“好心”看客。推究原因，可能与准确的定性缺乏精确的统计数据支撑有关。为使定性不流于情绪化，以理服人，定量分析显得尤其必要。借助“中国期刊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ｃｎｋｉ．ｎｅｔ），笔者对该刊核心作者分１０年、５年两个时间段进行排序。统计结果如下：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４年，《文学自由谈》共发行５６期（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度为季刊，１９９７年后为双月刊），共检索出篇目２２５２篇[1]。个人篇目总数前十名依次为：李国文（５７篇）、何满子（５５篇）、毛志成（４３篇）、金梅（４０篇）、韩石山（３８篇）、刘心武（３０篇）、朱健国（２７篇）、叶延滨（２２篇）、张颐武（２０篇）、方英文、王岳川（１９篇）。前十名篇目总和为３５１篇，占十年篇目总数１５．６％；第１１——２０名篇目总和为１４２篇，占十年篇目总数６．３％。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文学自由谈》共发行３０期，检索出篇目１０７６篇。个人篇目总数前十名依次是：何满子（３０篇）、李国文（２９篇）、毛志成（２３篇）、朱健国（２１篇）、韩石山（２１篇）、金梅（２０篇）、陈鲁民（１７篇）、方英文（１４篇）、刘心武（１４篇）、叶延滨（１２篇）。前十名篇目总和为２０１篇，占五年总数１８．８％；第１１——２０名篇目总和为８１篇，占五年总数７．５％。
统计发现：一、《文学自由谈》编发文章呈现出日益集中的趋势。既向前十名集中，也向第１１——２０名集中，向前五名集中的趋势更明显。十年来，进入前五名的核心作者不但出奇般地稳定，而且其发表的文章更占到了前十名文章总数６０％以上。更直观的是，近五年来李国文、何满子期期都有文章发表。二、前五年比后五年少发行４期，文章总数却比后五年多一百篇。这部分说明了“集中”的弊端：没了竞争压力，文章越来越长，占用的版面越来越多[2]。从而导致始终保持在１６０页左右的《文学自由谈》编发文章从每期平均４０篇以上，下降到３０篇左右，更突出的个案是，２００５年第２期仅编发１９篇文章，外加３个“文讯”。
数据统计既印证了“六不”思路“名不副实”、沦为某些作者后花园的真实性，又纠正了部分不大准确的批评。如艾文书“建议也给韩石山、何满子等诸位先生寄去”特约信函，是不大准确的。事实是，期期“特约” 李国文，期期都有何满子，三分之二期才有韩石山，等。更重要的是，前后五年相比，该刊不但编发文章的数量下降了，而且质量也下降了。数量的下降不能成为精品意识加强、办刊质量提高的解释[3]，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集中”降低了效率，实践背离了倡导自由的初衷。
自由反对专制和集中。《文学自由谈》就是以满足人们的这种期待，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新启蒙运动中面世的，并受该运动的基本理论预设影响，价值褒贬取向明显，相信来自西方的自由就是现代的、就是好的，对打破专制传统有建设作用。但事实并不如此简单。秦晖说，一个民族能否取得自由，不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自由理论家，而是取决于它有没有“兼济天下”牺牲精神的自由实践者。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沦为只说不做的犬儒主义（实用主义）者，只是迟早的问题[4]。《文学自由谈》及其核心作者是有牺牲精神的自由实践者吗？
学术上自由讨论需要评论者与被评论者的身份互动，可十年前固定作者队伍的趋势就已经出现了。金梅称赞了该刊“不以一见一式为标的，而取函纳众说、竞相争胜的做法”，也婉转地批评了该刊“有它自己较为固定的作者队伍”的做法[5]。固定的作者队伍，当然不可能是名字生疏的或第一次发表文章的作者，而是那些能做到“作文不起草，不留副”的“大家”。
这种情况，早期还不甚明显，言行大体一致。可到了近期，集中编发文稿的趋势就越发明显了。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发表了该刊编辑为《自由谈文学》一书作的序言《一份活的备忘》，编辑在序言中高度赞扬了该书作者“持续七八年”在该刊发表文章的“执著”。如今，这执著仍在持续。至此，《文学自由谈》实践的“自由”已经实现同专制传统的结合了。
“文学自由谈”不应是少数人“自由谈”，而应是人人机会均等地谈论一切文学现象。《文学自由谈》也是这样引导读者的，“本刊把热衷笔墨官司、欣赏不同声音视作本分”，“竭力于表达文坛民意……不论您是名人，还是非名人，只要您在文学的范畴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圆其说，本刊都将对您提供说三道四、显才露智的版面”。可从固定作者队伍的做法和最好有被虐嗜好、“对批评喜闻乐见的贤者”的希望来看，自由在实践中变成了编辑与少数人的特权。
为什么会这样呢？依笔者看来，关键在于，掌权的编辑同无权的批评者之间在自由的理解和实践上存在着分歧，批评者将“六不”思路往往理解成对编辑选稿的约束，编辑却将其理解成选稿的权力。比如“不推敲人际关系”，批评者认为与编辑关系好坏不影响选稿，编辑却认为，选稿自由不受他人的质疑左右，质疑“特约”就是质疑编辑的权力。又如“不着眼作者地位”，批评者认为编辑选稿不因作者地位高就多用稿，编辑的理解却是，选稿不因作者地位高、名声大就少用稿。因此十多年过去，《文学自由谈》的作者队伍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人们大概对任何事情的理解有趋利避害，特别是作出对理解者本人有利解释的惰性。该刊编辑也未能脱俗。《文学自由谈》刊名英译为“ＦｒｅｅＦｏｒｕｍ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在《新英汉词典》中，“Ｆｒｅｅ”除了有与刊名追求一致的“自由的；无约束的”、“（讲话等）直爽的，坦白的”等含义外，还有与《文学自由谈》的当前实践相适宜的“免费的”、“大手大脚的，滥用浪费的”等引申含义。如果将其连缀起来，很能说明这种“适宜”：编辑“大手大脚的，滥用浪费的”，长期将紧缺有限的版面“免费的”提供给那么几个人，这些人又以“特约”之名或以“特约”之实“免费的”获得版面。如果将学术期刊收取审稿费、版面费，高校学报限制来稿等现实联系起来，集中用稿揭示出的非自由实践的真相就一目了然了。
编辑的自由就是掌权者的自由，事实最有利于我们理解这话。对伪自由的维护，编辑或以技术手段屏蔽批评和质疑，或以杀鸡给猴看的群殴手段，提醒学者不要自讨没趣。至于非学者和无名小辈则另当别论。《文学自由谈》发表文章向来只署作者姓名，很少署住址、职业的，可是在《百期杂谈》、《一点疑虑》的结尾处分别用括号注明：“本文作者系四川省崇州市集贤乡华兴村村民”、“本文作者系吉安第一中学教师”。有人说，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只不过“区别”成了表达文坛“民意”的作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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