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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学》“三怪相”
作者：朱健国
注意《山西文学》，有三两年了，好像是２００２年的一天，有个朋友指点我：一些发不出来的“尖锐稿”，可给《山西文学》试试，因为从２０００年６月起，其新主编是“神神经经的酷评家”韩石山。
文如其人，“刊如其主”——主编的性格决定刊物的风格。韩石山既有“酷评家”和“刀客”之美誉，没准可能放“早叫的公鸡”一马？果然，朋友转去一稿即“金榜题名”，韩石山来信请“多赐别处不敢用的佳作”，尔后命中率达８０％以上，“魏明伦评余秋雨”、“余杰新评余秋雨兼劝魏明伦”、“荆钟京饿死１０万人的背景故事”、“周扬与李贽”等“它刊处极刑稿”，先后在《山西文学》显著版面“隆重登场”，“震撼升堂”，引起各方连锁反响。
这是否说，“在韩石山阳光下的《山西文学》”是一个与《随笔》、《书屋》相仿的“前卫思想杂志”？翻读了二十来期《山西文学》，不得不否定——《山西文学》只是一个在“转型期”拼命挣扎，试图突破体制与市场“前堵后追”之“铁壁合围”，而不断“怪相惊人”的另类文学月刊。它虽然“以小说为妾”，主发“关心民瘼”的思想性、学术性、文学味、史料感的纪实文章，但对于思想禁区的撞击，它只是“偶尔露峥嵘”，对于时弊文丑的揭批，它守株待兔，有遇无求，永远只是“游击战”而少有“阵地战”、“运动战”，更没有“辽沈战役”之类大战役或什么“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远大启蒙理想。
稍作总结，《山西文学》之怪相有三——
其一，质量极不平衡。一期之中，期与期之间，文章的思想、文采、品位往往忽高忽低，鱼龙混杂，集“明星走穴”与“幼儿园表演”于一炉。一会儿追求思想创新自由，一会儿投奔通俗市场；或将尖锐批评的洪钟力撞与粉饰小吏小贾的广告文学兼收并蓄，或将名家新论与“中学生作文”一锅杂烩，或将有史诗意义的深刻纪实与“无聊个人家谱”等量齐观……让人读《山西文学》要碰运气：这一期好，保不了下一期无法开卷；头条“脍炙人口”，保不准第二篇便酸得掉牙……比如，手边新到的《山西文学》２００５年第６期，头条《胡适：如今我们回来了》，颇为新锐厚重，但“二条”《一种声音令我警觉》，却是一篇无病呻吟的“小女人散文”。
其二，大树特树“主编个人崇拜”。韩石山“登基”伊始，便改元更新，为《山西文学》撰写广告词：“期期都有好文章，期期都有韩石山。”前一句不免有些虚，后一句可是“无一字无来历”——以我所见的二十来期《山西文学》，韩石山不仅“逢双月便占领头条”，而且每期皆演“压台戏”——每期最后的几个版面都是“韩石山与读者互动”，而他所答复的那些“读者来信”，多半是对他和《山西文学》的好评或“别有所感”的吹捧。一个“七品主编”，竟敢每期封面的刊名皆是“自己的墨宝”，刊名旁边还有豌豆大的“韩石山主编”宋体印刷体，封底和刊中的广告常有“韩石山新著”彩页亮相——细读一下，一期《山西文学》至少要出现二十来次“韩石山”；而且，凡《山西文学》在外做广告，必要重点突出“韩石山”，以至于韩石山也不得不为自己的“主编个人崇拜”自嘲：“真可说是寡廉鲜耻了”。人们不得不担心，假若让韩石山当了国家领袖，他这个“主编个人崇拜”一定会演变为“东方红”，一定有办法让全国人民人人手摇“韩石山语录”，胸挂“韩石山像章”。极目神州万千期刊，上溯百年文学史，《山西文学》的“主编个人崇拜”可以说无出其右，连大树特树巴金老人的《收获》杂志，也在形式上“略输文采，稍逊风骚”。
其三，广告太夸张。《山西文学》几乎每期在封底为自己这样“包装”：“订阅《山西文学》，多少年后你会为自己骄傲！”本来，这广告语前面的“关心民瘼，开启民智，叙事文体，健朗风格”不错，但一旦以“三突出”方法树立，诸如“订阅《山西文学》，多少年后你会为自己骄傲”之类，则不免有“王婆卖瓜” 味道，公信力大打折扣——“多少年后”的事，要待“多少年后”才可验证，信誉只能用“存货”或“现房”验正，岂可抛售“期货”？且在各地报刊也大做同类广告，韩石山频频接受记者采访，自供“世上无难事，只要脸皮厚”的“新编‘装修’经”：
“刊物办得好不好，全看发行量。我们刊物的发行量不大，那是人们不知道我在办，知道了还不抢着订吗。怎么叫人知道，只有登广告。《文学自由谈》、《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作家文摘》、《山西晚报》，先后都登了。别家的广告上，很少有写主编名字的。我的不光写，还要字大些。字大些还不行，还得加上些自负的话。反正我们掏了钱，只要不犯法你就得登。有一条广告词是这样的：‘你是不是很在乎一本刊物的名字，而不在乎是谁主编的？’不是好多人都说我的文章好吗，那就上我的文章，广告词也就改成了：‘期期都有好文章，期期都有韩石山。’真可说是寡廉鲜耻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脸皮厚。光这些还不嫌败兴，又是编书，又是征文，能玩的花样几乎玩了个遍。效果如何呢，可怜无补精神！”
云云如此，大可候补“新儒林外史”。
２
一位对中国期刊颇有研究的朋友告诫我，别看《山西文学》有文化思想界精英不以为然的“三怪相”，但在中国期刊之林中，特别是在省级文学月刊中，今日《山西文学》能如此“立足山西，争鸣全国；雅有所盼，俗有所爱；憎者不少，褒者犹多”，已殊为不易。时下中国各省级文学月刊，三分之一濒临“植物人”，三分之一在政府财政补贴下以千册左右的赠阅量“苟延残喘”，而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如《山西文学》这样有所影响，有所盈利的省级文学月刊，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今日中国省级文学期刊的困境何在？专家的诊断是：发行高度自主，发稿主权不足——发行销售孤军深入“市场化”，而编辑审稿仍原地不动停滞在“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审读“纪律化”阶段。“屋漏更兼连日雨”，如此“市场化”加“纪律化”的“双轨制”，更加上一个“读者市场大缩水”的大背景压迫：一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成为“全民经商，全国向钱进”的空前拜金主义大舞场，昔日庞大的“文学阅读队伍”被“市场经济”“和平演变”得残部无几，留给文学期刊的忠诚读者几乎只限于“文化遗老遗少”——“残余文学青年习作者”和一些“老年文化痴人”。文学期刊市场如中国的淡水湖泊一样大面积缩小干涸，再添上电视、网络等新兴电子传媒不断以巨大吸引力“围湖造田”，而政府对文学期刊的财政支持却一减再减，釜底抽薪，如此“步步为营”的“三光政策”，文学期刊或“逼上梁山”，用思想性艺术性新闻性的纪实作品争取市场，或“逼良为娼”，用“广告文学”、“献殷勤文学”骗诱资本和权势来“包二奶”，或转业转让一走了之。
本来，如果法制健全，将文学期刊逼上用思想性艺术性新闻性的文学作品争取市场的市场竞争之道，乃长治久安之策，不幸，处于急剧转轨转型的中国文化机制，来自形形色色的干扰，使得文学期刊不得不“自律”地常将十分的好稿裁成五分的庸稿，最终降低或失去市场竞争力，陷入自生自灭的困境。在这种环境中，失去理智铤而走险的期刊，往往“触电而亡”（如湖北省文学期刊《今日名流》?雪。墨守成规的期刊，也大多虽生犹死，生不如死，死有余愁。惟有既敢于坚持向理想方向变通改革，又善于与现实阻力“遇见红灯绕道走”的长袖善舞之期刊，才能绝处逢生，或曲径通幽，或世外桃源，或暗渡陈仓，或花开悬崖。
《山西文学》三怪相实乃“急中生怪”，它纵然有千般怪相，怎么也算得一“善于与现实阻力长袖善舞”之智者。
中国文学期刊今日如何上下求索，于百般困境中挣扎生存？《山西文学》实乃一典型缩影，可叹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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