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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媚下难”
作者：张 放
总括夏先生的大文，就是为我们画出了这样一位著名的大学者：钱理群先生；他好发高论，尤长煽情。最为圆通不过的就是深知演讲三昧，好比东坡著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不同是东坡留文，而钱先生的演讲则咳唾成珠随风飘散，连同当时青年学子等听众的雀跃欢呼。所以建议名家应该出版演讲集（也许出了，孤陋未见）。“五四”以后就时兴这样的风气，其中着实不乏重要的文献。
夏先生不满钱先生处主要在于：“第一是投其所好，第二是抨击时弊，第三是‘忧心如焚’。”夏先生说：“所谓投其所好，就是估计听众喜欢什么，自己就讲什么；听众会有什么立场，就采取什么立场。这样既可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又可成为听众的代言人，博得听众的拥戴，这是钱先生对付学子最有效的方法。其实一个教授要想获得学生的支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与学生站在一起，成为学生的知音，为学生说话，为学生打抱不平，鲁迅当年就是这样做的。钱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自然深悟其道。”文中颇多精彩绝伦的实例，令人有重拾《围城》之乐。但是将鲁迅做前车，似失公允，这在夏先生自己后文也感觉到了，他说：“但钱先生不同于鲁迅的是，鲁迅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立场，钱先生却是发了一通高论过后，又回到常人常见上来，脱不了旧套，到底有点半途而废，不够大师的气概。”似当为夏先生补充一句，即鲁迅当时“迎合”学生是要冒杀头坐牢危险的，而钱先生于今有点儿牢骚似乎并不影响自身安全。
因为不认识钱理群先生，也没听过他演讲，有一本他评论周作人的书束之高阁十余年了还没卒读，这里就不好研究钱先生的处世哲学。只想就夏先生提出来的问题略作探讨与感慨，就教大方。
这就是开头的一句话，“不媚上容易，不媚下难。”作为一个教授，尤其是面向景慕心仪而来的莘莘学子，他总不致一人向隅，说些不讨喜欢的话。演讲费丰厚与否姑且不谈，众目睽睽下要圆满走掉就是个不能轻视的问题。像围城里的方鸿渐丢失了演讲稿，即兴发挥一通，话不投机，下边哗然，结果那是很尴尬的。前一阵见报载乌克兰总统某某到大学演讲，出语不伦引犯众怒，结果大学生碗大的拳头揎呼起来，险些将礼堂也揭了顶。钱先生又不是唐·吉诃德，更非反对派政治冒险投赌人物，他凭什么又不为自己铺设一条鲜花道路呢？何况都知道中国特色是花好月圆，往往一件事杀青后都要摆上得胜筵的。他肉包子不咬，偏要咬铁碴子稗子，给大家脸上难看，他除非有病。
我们一向有“群众”这样一个词汇，那确是颇有些份量的。红楼宁国府摔丧驾灵，王熙凤“威重令行”，看去颇似得意，私下里关起门来却也对丈夫贾琏说：“殊不知我是捏着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哪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说槐地抱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难说王熙凤没有夸大抬功之辞，不过她是深知讨人嫌终究是不妥的。
学校里的大学生不可能是“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估摸一定要“好缠”得多，但在“现在而今眼目下”教育产业化的趋势下（消费者就是上帝），谁又可将学生唐突小视，不给青眼，自讨没趣呢？笔者所在的学校每学期都要由学生为任课教师一一打分，届时人手一张表格，有如阎罗圈鬼，事关你的工资级别、职称晋升甚至是饭碗保全。你说，你能不于平常适当地“投其所好”？近闻身边某门课程评优率竟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吁，这种现象亦颇可说明“不媚下难”，难乎也哉。
夏先生在文章中引举孔圣人的诚实与原则性，以此甑别“泡沫大师”。愚意殊不知孔子也有“吾与点也”的时候，“唯上智与下愚难移也”，兴许是不得已的“圣叹”。孔子在课堂上出人意表地点头赞同曾点提出来的尽情郊游加娱乐的高论，我看就是“投其所好”。上圣况且如此，下贤如钱理群先生，他人又何必对之作酷评与圣律呢？
当然也有不合时宜的教师，例如黑格尔在德国大学人头攒动的讲堂大讲神性哲学时，叔本华在同时进行的课堂气若游丝地嘀咕他的悲观哲学，学生至多也没超过三位，后来更是空无一人。吴虞在北大黑板上乐于烦琐考证，学生星散，老吴苦闷之下惹下花案，经报纸曝光名声受损，只好卷起铺盖卷儿打道回四川。周作人对着讲稿伏首流汗用绍兴腔蚊声念读他的新文学源流讲稿，让兴致勃勃而来的学生大失所望。沈从文上课说不上几句话来就脸红如鸡冠，索性出个《我家门前的空气》题目，让学生自己去作文……
看到这里你肯定要说，叔本华有父亲殷实遗产，吴虞虽与老父不和，却在成都郊区好歹也有几十亩私田，周作人文名盖世，沈从文写小说版税不菲……如果都要叫眼下教师学他们对待学生的方法，岂不形同在首阳山下自取饿死？所以笔者一介寒微素来虽不过媚学生，却也从不敢得罪。失节事小，饿死事大（反封建，故颠倒过来）。由此推理，钱理群先生无罪，亦无过。夏元明先生则兴许有些葡萄是酸的心理在作祟吧。
对于本文的标题还可加以有力印证的，是最近有关金庸先生的辞去教席并人文学院院长风波，以及其博导资格问题的报道。手边《成都商报》２００５年１月５日第１３版就以近乎通栏的标题配图转载《外滩画报》报道，题作《金庸违规取得博导头衔》，看上去像是法院的终审判决。《外滩画报》的原文我也从网上看了，其实归结起来，要害就是金庸说自己所带的几个博士生“不够好”，“从而在人文学院的博士生中引起了‘公愤’”。看看，众怒难犯呵。另外，金庸的博士生导师资格审查当初是不合程序的，因为：“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叠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报道与后续报道还实名记录了一批师生对金庸的指责，其中特别瞩目的，是某女博士“反抗他的教育方式”。其二，“金庸根本不懂历史”，“他说宋代官员和皇帝议事是坐着，然而史料很清楚地记载着，官员与皇帝坐着议事这一制度正是在宋代取消的”。这样的学术鉴定由教授、博士、主任们抛出来，不啻是对金庸的穿心剑。遥想金庸看到这些报道，真要徒生豹子头林冲落魄风雪以及关公败走麦城之叹矣。
事实说明，领导礼遇与挽留还不行，金大侠（也有人发表看法认为连这样的称呼也不妥，理由在金庸“只是一个传统的文人”）还应该在执教时候，搞好老师与同学的关系。让大家心服口服，即使不服也不吱声。这也是有特色的教育方式，看来金大侠在祖国大陆还得学习。
说起宋代的官员与皇帝议事是坐着还是站着，我等不是“历史学家”，不敢苟同金庸先生。但只是对博士权威们的见解也有所怀疑：一是宋代历史颇长，未必没有坐着议事的时候。二是即便有令，令可执行？又当别论。据不才粗知，宋高宗与岳飞韩世忠等密谈拒和，就常是坐着的，否则也站不过长夜。至于被掳去的徽钦二帝，更不可能是君臣每坐着与站着，甚至颠倒过来也未必不可能（例与秦桧等）。三，即便“史料上清楚地记着”，也未必就坐实非要“白头死章句”，鲁迅说过，正史是极不可信的，谎言居多。学者们凭什么又放言金庸“根本不懂历史”、“对历史学基本不懂”呢？
至于金庸的教学方法，笔者没有参详，不敢发言。但就前不久金庸来敝单位对大学生发表演讲，开头就是一句“我是你们的大师兄”，当即迎得满堂采。可见也是与夏元明先生所说的“投其所好”一脉相通的。这样的世故与这样的大师，况且有犯下之羞，在于他人，是可恕也。
最后对夏元明先生质疑钱理群先生是否够格大师的标准提点儿自己微末的看法：我所叨陪末教的重点大学，院长在会上点卯时口头加冠的“著名学者”差不多快超过在场半数，其间包括刚刚发表过几篇论文（是否自费版面还当存疑）的博士小女生小男生。按他这个品评标准（其实代表了眼下最正宗的学院派杠杆），就钱理群先生的令名与业绩看，当然足可坐得大师的交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