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郭沫若人格辩
作者：桑逢康
天地悠悠，智者不朽!郭老绝非那种人性脱尽的所谓钢梁、铁塔，郭老只是一株真实的大树。随时序更迭，虽有花谢叶落，但终究树高根深，枝繁叶茂，展现的必是百年千年福荫中华文化的无尽风情。
·责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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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鲁迅、巴金生活的大的时代背景虽然有相近或相同之处，但各人的经历和具体的周边环境与人事交往却有很大的差异。鲁迅生活在旧中国，他所面对的是封建统治、新旧军阀和各色文化圈子，在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最可宝贵的硬骨头精神。在和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应当说郭沫若同鲁迅一样出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超过：鲁迅的武器是笔，郭沫若除了用笔而外，还实地参加了革命活动。鲁迅去世得过早，有些事情他不可能遇上，这对鲁迅来说也许是一种幸运。郭沫若就不同了，郭沫若比鲁迅多活了半个世纪，他在全国解放以后，所面对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不免遇到了许多新问题。郭沫若又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战线上的旗手，文化班头，身居要职，“大有大的难处”，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使得他处处、事事都要顾全大局，凡遇重大政治运动都必须表态。佛经上有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也许能够说明郭沫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特殊的心态。这一点又和巴金不同，巴金地位不如郭沫若高，影响也没有郭沫若大，他不必像郭沫若那样打头阵，因而得罪的人就要少得多。尽管如此，巴金也未能逃脱“文革”的厄运，这只能说明政治斗争是多么的残酷。
总之，郭沫若有着鲁迅所不曾遇到过的难题，有巴金可以不必涉及或涉及不深的难题，如果把郭沫若和鲁迅、巴金作简单化的对此，等于让他们三个文化巨人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样也就有失公允了。所以，对郭沫若的人格应当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并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不夸大错误，不否定其成就，不诋毁其人格，是则是，非则非，高山就是高山，低谷就是低谷，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只有这样，才能既不苛求前人，也对今天的人们尤其是文人如何做人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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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郭沫若和大多数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倾向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并最终抛弃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由于他旗帜鲜明地拥护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因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依附于国民党的右翼文人对郭沫若的攻击与诬陷更是无以复加。具有代表性的，是曾经担任香港《时报》副社长、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的金达凯，在其编著的《郭沫若总论》一书中，诬蔑郭沫若有着“机会主义人格”，是“文坛中品格最坏的不学无术者”。此类对郭沫若的攻击，显然都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有着强烈而鲜明的党派斗争的政治色彩。在他们看来，“反对蒋介石”就等于“反革命”，因而也就是“最坏”的人，“最坏”的品格。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反对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反动统治，正是郭沫若漫长生涯中最闪光的一段，从中凸现出了他疾风劲草的革命者人格。如果郭沫若贪图高官厚禄，如果他要“投机”，要“趋炎附势”，他只要跟着蒋介石就可以飞黄腾达了。退一步说，如果郭沫若想过安稳安逸的生活，他可以走“中间路线”，或者做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做一个不问政治的所谓的“纯粹的文人”。然而，郭沫若恰恰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公开揭露和声讨蒋介石；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冒着被通缉被杀头的危险，毅然参加了共产党。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胆量，何等的气魄！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不具备高尚的人格，是断断乎做不到的，一个“趋炎附势” 的“投机”文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行为，有这样的节操，有这样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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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郭沫若人格的时候，作为与之对照和比较，有几个人物经常被某些文章提到，那就是胡适、周作人、陈寅恪。他们是用来贬损郭沫若，而人为地抬高或曲解了的所谓“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正面典型。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周作人是文人，还是所谓“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是他“独立”了半天，最后“独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怀中，堕落为可耻的汉奸卖国贼，行使着日本人赋予给他的推行奴化教育和强化治安的“自由”。不管有人的一枝秃笔怎样“曲为辩护”，也洗刷不了周作人投敌叛国的汉奸罪名，因为历史终究不是可以任意涂抹的变色龙。
郭沫若和周作人，都曾留学日本，都娶了日本女人为妻，然而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一个在日本，却不避艰险，回国抗日；一个明明就在国内，却小有“胁迫”便投向入侵之敌。一个是“决不怕死辱及国家”，一个在生命和气节两者之间苟全性命。一个充满了民族自信，坚信胜利有绝对的把握；一个毫无民族自信心，视他族为“优秀”，视己族为“劣等”，在精神上先自矮三分，完全拜倒在日本侵略者的脚下，“亲善”犹恐不及，焉敢有半点抵抗？同为文人，文学家，知识界引领风骚的人物，郭沫若和周作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在历史的评价上，一位是伟大的爱国者，一个一度沦为可耻的汉奸。这样一位郭沫若（鼎堂），同那样一个周作人（知堂），孰优孰劣，孰美孰丑，谁的人格高尚，谁的人格低下，不是一清二楚吗？！
胡适自谓：“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他的政治构想，简单地说来，就是按照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体制。胡适的确为此作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然而可悲亦复可笑的是，他将自己的“民主”追求与“自由”梦想同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紧紧绑在了一起，甘心情愿地充当蒋家王朝的遮羞布，并最终成为了笑柄。
胡适标榜“独立”，不在国民党政府里面做官，然而他这样做只不过是变换一种姿态，使用另外一种方式，和蒋介石合作，为蒋介石效力。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这有些类似于“曲线救国”，只需把“救国”改为“救蒋”或“助蒋”就符合实际了。胡适和蒋介石合作，走的是一条文人比较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