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中国人文之千年憾事
作者：魏得胜
石崇每每要宴请客人，常令美人劝酒。如果客人不能喝得酩酊大醉，那就是美人们的责任，必推出黄门一斩而后快。一次，王丞相与一位大将军共同到石崇家里赴宴，王丞相虽然知道自己不胜酒力，但考虑到石崇家的规矩，仍勉为其难地来了个一醉方休，挽救下几位美女的性命。但那位将军不然，他死活不喝，就看石崇如何处置。结果，石崇真的连杀三位劝酒的美女。王丞相坐不住了，就劝那位将军喝酒。那位将军却说：“他石崇自杀家人，与我何干!”
这印象也太深了。后来，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唐诗三百首》，读《金瓶梅》、《桃花扇》，读“三言”等等，总能见到石崇的身影，方知，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首富啊!古训说：“地广而不平，人将平之。财聚而不散，人将争之。”意思是告诫巨富，列地分民，散财赈贫。古训是很好的，然而中国人，自古最缺乏的就是捐赠意识，这方面的传统与文化也就更谈不上了。可见古训，多为摆设罢了。那么，巨富有了钱干什么去呢?斗富!
史载石崇斗富一节，读来让人开眼。石崇斗富的对象是王恺，后者当然也是一位贵族啦，这家伙之阔，竟然用麦糖洗锅。石崇不服气，就用白蜡当柴烧。一来二往，二人依次把富斗下去。王恺制紫丝布屏障四十里，石崇则制锦绸屏障五十里；王恺的屋上涂赤石脂，石祟则在屋上涂香椒泥；王恺得珊瑚树高三尺，自谓无比，石崇手执铁如意一举将其击碎，拿出自己的珊瑚六七株，皆高三四尺。王恺斗不动了，甘拜下风。照理说，没有斗富对象，石崇该扫兴了吧?不，他接茬跟自己斗，继续向世人展示他的富无可比：他的厕所陈设华丽，置美婢十余人伺候，并备锦香囊、沉香汁、新衣服等，待客人出厕，每换一套新衣。也就是说，上厕所时所用的衣服，穿一下就不能再穿了，以免把厕所里的臭味带出来，影响了情绪和胃口。嘿，这奢侈才叫奇绝呢。
我们说，这种斗富，既是“古典”式的，但更是中国式的。这使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件事，说有两个富人富得烦躁不安，就开始斗富。那是在深圳的一个酒店里。巴，两个暴发户比拼喝茅台酒，觉得实在比不出感觉，干脆来摔茅台酒，看谁摔得多。摔上百元的茅台酒也不过瘾，就摔“大哥大”。那时的一部手提电话，差不多两万多元，两个暴发户说摔就摔了。然后拍拍手，皆腆着大大的酒囊饭袋、撇呲拉嘴、满足地胜利而去。当时，这段令人作呕的斗富故事，被当作花边新闻炒来炒去。今借石崇斗富一节旧事重提，不过是说，中国古今巨富圈虽无捐赠意识，却有斗富传统。这也叫一脉相承。
回头再看石崇，不免会追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哪来那么多的财富呢?史载，石崇乃晋朝人，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等官。关于魏晋南北朝，我有个私下的划分，也就是把这段历史，统称为“汉尾”。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一这么说，读者就容易接近那段历史。汉尾，顾名思义，就是汉朝的尾巴。这是一个巨大的尾巴，一拖就是近四百年，与汉朝史旗鼓相当。那么晋朝，就算是汉尾之首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当然首先要看朝廷是一个什么样的朝廷，皇室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室。可以这么说，整个晋王朝上下，几乎全部沉溺在了糜烂的窝子里。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样的局面，追究上层责任，已必不可免。
我在《“清谈”新读》文里引述过：
司马懿父子当权之后，凡忠于皇帝或被疑心忠于皇帝的士大夫，大批被杀……于是这些已当了官，或尚未当官的知识分子，发明了一种最好的避祸方法，那就是完全脱离现实，言论不但不涉及政治，也不涉及任何事物，以免引起曲解诬陷。士大夫遂以谈了很久还没有人知道他谈些什么，是第一学问，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当权人物逮捕他的把柄。这种纯嘴巴艺术——穷咀嚼，被称为“清谈”。有些名士过度饮酒，有些名士装痴装狂，有些名士赤身裸体不穿裤子，有些名士父亲死了不但不服三年之丧，反而不落一滴泪……所有行政官员以不过问行政实务为荣，地方官员以不过问人民疾苦为荣，法官以不过问诉讼为荣，将领以不过问军事为荣。结果，引起全国性空前的腐烂。(柏杨：《中国人史纲》)
一个执政集团实施暴政，或专制的时间太长，最终都将无一例外地堕落为人民的公敌。而这些公敌，却又往往以清廉的面貌出现，装腔作势，高谈为国为民。晋帝国开国元勋、宰相何曾就对他的儿子说：“国家刚刚创立，应该朝气蓬勃，才是正理。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会议或御前宴会，从没听到谈过一句跟国家有关的话，只是谈些日常琐事。这不是好现象，你们或许可以幸免，儿孙辈恐怕逃不脱灾难。”但就是这个大唱高调的政府总理，“他自己每天仅三餐饭就要一万钱，还嫌没有可吃的菜，无法下筷子。而一万钱，在当时的购买力，足够一千人一个月的伙食。”(柏杨：《中国人史纲》)何曾的儿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每天的伙食是两万钱。至于司马炎嘛，他吃到什么程度且不说了，单单是他的宫中姬妾就达一万多人。
石崇便是这一大背景下的一个人物。他在《思归引》中自述说，“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弱冠登朝，历位二十五年，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云云。看上去好不洒脱。实际的情形，石崇乃晋朝大背景下的一个官匪。司马炎执政的时候，石崇官至太守，并且参与伐吴有功，封安阳乡侯。司马炎死后，庸懦的惠帝为帝，但大权实际掌握在贾南风皇后之手。贾后之侄贾谧“权过人主”，门下有二十四友，皆当时知名人士，石崇便是其中一员，也是最为匪类的一个。石崇自述“弱冠登朝，历位二十五年”，这么长的仕途，应该说为他的聚财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有趣的是，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中，有一小说叫《宋四公大闹禁魂镇》，说的是石崇之巨富源于鬼神所赠。
对于此说，可付之一笑。值得玩味的是，这篇可能出自宋、元、明时期的小说，为何不遗余力地为石崇的巨额财产辩护呢?这其间的跨度为一千多年，石崇再富，再有神功鬼魅，他也不可能买通身后一千年的文学家，为他富可敌国之财，做如此天花乱坠的辩护啊。其缘由，待考。然据史料所载，石崇的巨富，乃来自不义之财。台静农先生写过一篇《诗人名士剽窃者》的文章，他说石崇集朝士、诗人、名士于一身都不算奇，“所奇者，崇身居方镇大员，居然杀人劫财，干那强盗的勾当”。先生引述史家记录云：
石崇为荆州刺史，劫夺杀人，以致巨富。(世说汰侈篇注引王隐晋书)石崇为荆州刺史数劫商贾。(北堂书抄七十二引晋中兴书)
(石崇)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至富不赀。(晋书本传)
史书正传，虽不到五十个字，却明白地告诉后来者，石崇是怎样一个人，他是怎么巨富起来的。想来，也只有通过官匪手段，才可达至敌国之富。台静农先生考证说，“石崇为荆州刺史，是惠帝时事，时司马氏政权虽有贾后专恣，而国基尚属稳定，崇竟明目张胆做出这种事来，其时政风之不堪，可想而知了”。
前文说过，也只有在“全国性空前腐烂”的大背景下，才会产生石崇这类人物，或产生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石崇式人物。反过来说，前仆后继涌现出的、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石崇式人物，也正映衬了一个时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时代。鞍马相配的说法是：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物；有什么样的人物，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那么，这一背景下的石崇，其结局又如何呢?还从他的斗富说起。石崇靠劫杀商家巨富起来以后，他在洛阳西北建造了有名的金谷园。园有多大，未考。石崇在《金谷诗序》中这样描述：“金谷涧中，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物具备。”这是金谷园之气。从金谷园所拥的八百多奴仆上，又可以去感受它的地缘之势。就是在这里，石崇过着糜烂般的生活，比如他专吃人乳饲养的小猪。试想，这得有多少年轻妇女为石崇提供乳汁呀!联想到二十世纪末，某法院院长竟然让手下法官每天给他弄人乳喝的事，就哭笑不得。怎么总有那么一些后世中国人，老去“进化”前人的余垢呢?基因所致?
金谷园之所以与石崇齐名史书、齐名古代文学名著中，是因为他在这个园子里与王恺斗富，是因为他的园子里还有个频频出现在古诗里的美女，那就是石崇之妾，绿珠是也。绿珠姓梁，善吹笛。关于这位美女，有两说，史说孙秀想要绿珠，石不给，孙遂假传皇帝诏令逮捕石崇，抄没家产，绿珠跳楼自杀，石崇亦被处死。反映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事情的过程基本相同，只是石崇的克星孙秀，换成了王恺。总之不是孙秀，就是王恺，在石崇宴请他们的时候，石崇唤绿珠出来劝酒。他们一见绿珠，方知何谓绝世佳人，于是生心欲淫。可巧，石崇之富又让人眼热得要死。可以相信，设法除掉石崇的，绝不仅仅是王恺或孙秀二人。史载，石崇实际是因贾谧在宫廷政变中被杀而失去靠山的。这情形之下，石崇轻易地被政敌加情敌的对手予以灭除，乃情理之中的事。也就是说，石崇作为官匪的罪名再大，只要靠山不倒，他照旧过着体面的官员生活。这一点，也是有传统的，比如乾隆时期的和坤就是一例。
说到这里，无论是谁灭掉石崇的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历史上的金谷园主人，确为抄家之后被处决的。他的爱妾绿珠，亦在关键时刻，忠贞不二，跳楼自尽。最可一提的是，石崇受刑之际曾哀叹说：“你们这些人，完全是图财害命啊!”刽子手说：“你既知财多害己，何不早散之?”说罢，手起刀落，石崇人头落地。
你看，刽子手不问石崇巨大财产的来路，却只责怪他有财不早散。这种心态也是有传统的。人们评价财富的出发点，不是看一个人的财路是否正当，而是看你富之后，散财了没有——散则人人敬仰，当菩萨供着；守则千刀万剐，当冤家咒着。总之，评判富人的轴心只有一个，即：你照顾了“我”没有。以此衡量石崇，他死有余辜。而小说《宋四公大闹禁魂镇》的立意也正在这里，卷首诗曰：
钱入流水去还来，恤寡周贫莫吝财。
试览石家金谷地，于今荆棘昔楼台。
我恍然大悟。哦——石崇身后一千多年的文学家，之所以为石崇的巨富辩护，目的是教给富人们不要吝啬财产呀!我们说，这不是石崇的神功鬼魅，而是自古以来，人们心中就一直隐藏着一个“神功鬼魅”，即都想从富人那里捞得一些好处。恰恰中国的富人又缺乏捐赠意识，怎么办呢?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就担当起了教育富人的重任，写小说、写诗、写戏，把“既知财多害己，何不早散之”的普遍共识，写进文学作品，以启后世。而这，也正是普通大众所热切期待的。
隐藏在人们心中的“神功鬼魅”(变形的自我)，从根本阉割了人们甄别是非的能力。这样，摆在人们心目中的石崇，就只剩下了因富得祸、因吝得祸这么一个印象(这也是小说《宋四公大闹禁魂镇》的结论)。至于石崇，作为政府官员的他，劫杀商客这类重大罪恶，却轻易地被人们变形的自我给抹掉了。不能不说，这实在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文方面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