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幸好胡风没有好“位子”
作者：杨学武
所谓胡风的“位子”问题，按该文作者的说法，就是他没有进入第一次文代会的“决策圈”——在筹委会里，不仅没有当上主任或副主任，甚至连常务委员也不是，而只是“一般”的委员；以至于在新成立的全国文联里，也没有当选为主席和副主席，也只是“普通”的委员，且具体职务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文艺报》主编。对于如此的“位子”安排，该文作者一再坚持认为“胡风的位子也只能如此摆”、“这个安排体现出新生政权的文艺领导对他的重视”、“上层对胡风的安排仍算是妥当的，充分顾及了他的革命资历，也兼顾了他的理论工作和编辑工作的特长”。而对于胡风“嫌‘位子’没有摆好”并由此产生的“怨言、牢骚和不合作态度”，该文作者则不但毫不客气地批评胡风把自己估计得过高，没有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子”，还毫无“顾虑”地指责胡风有“论功行赏”之意和“以私废公”之嫌。
胡风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如此计较“位子”问题呢y究竟是名利思想作祟还是另有个中缘由?胡风在几年后的“三十万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季家庄，周总理嘱我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同志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但旧文协由上海移北平的决定恰恰是我到北平的前一天公布的，到北平后没有任何同志和我谈过处理旧文协和组织新文协的问题，我是十年来在旧文协里面以左翼作家身份负责实际工作责任的人，又是刚刚从上海来，但却不但不告诉我这个决定的意义，而且也不向我了解一下情况，甚至连运用我是旧文协负责人之一的名义去结束旧文协的便利都不要。这使我不能不注意这做法可能是说明了文艺上负责同志们对我没有信任。”由此看来，胡风自己在“位子”问题上所表露的“思想动机”，似乎与该文作者的分析和想象大有出入。于是我想，以胡风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的种种“不正常”表现，就“分析”和“想象”出他仿佛是一个官迷心窍的人，则未免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然而，我虽然不敢苟同该文作者对胡风的“位子”问题所发表的观点，但我也并不对胡风受到那样的小看和排挤而遗憾，相反却认为幸好胡风没有得到好“位子”。设想倘若胡风当时受到了重视和重用，让他进入了文代会筹委会的“决策圈”，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主任副主任或主席副主席之类的领导成员，而且说不定在以后还可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谋得更高的“位子”……这样一来，虽然他的命运一定会改写，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思想斗士”形象也一定会改写。
其实不需要我对胡风倘若有了好“位子”之后的情形和结果作什么设想，只要看看那时某些可能是取胡而代之得到好“位子”的人，他们的命运又比胡风好多少?而且即使是那些被授予“文化旗手”称号、摆在最高“位子”的人，尽管其政治和生活待遇等等与胡风有天堂地狱之别，但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后人的评价，却并不比胡风好到哪里去。曾经被摆到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执行主席诸多个高级“位子”上的曹禺，在晚年常常为此懊悔不已，叹息自己虚度了几十年光阴，不幸成了“江郎才尽”式的人物。他在《回顾我这三十年》中写道：“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我做了许多我不会做的事件。我把写作忽略了，祖国需要的是我的笔，写出点东西，而我做得太少了。”巴金也在《怀念曹禺》中说：“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
于是我不禁为胡风没有好“位子”而祝福。倘若他九泉有知，一定会为自己当年在“位子”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种种不满(虽然不是有人所分析和想象的那样坏)，感到无地自容和不值一提。没有好“位子”的胡风，才是我等后人们无比尊重和景仰的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