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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鸣丛书”编后（两则）
作者：朱 竞
“李建军是一位锋芒展露、个性鲜明的青年批评家。他既注重文学的传统根基又不排拒创新与发展，既致力于人文精神的探究，又不失艺术的审视与感受。尤其对在公众阅读中得到广泛认同和好评的作品和作家，敢于犯颜直陈，提出自己独立的识见，无论观点有无偏颇，其出发点和基本立场都是学理性的。作为图书编辑，李建军对当下文学生活怀有充沛的介入热情，他的批评敏锐执著，体现了真诚的态度和理性的批评精神……”
这是李建军获得“第三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的获奖评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建军的批评风格被越来越多的读者、作家们所喜欢和接受。
文学因何而伟大?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李建军时常谈论的问题。认识李建军的人，都为他对文学的虔诚和热爱而感动。他常常因为一个作家的粗制滥造而跟人争得面红耳赤，常常因为一些评论家不负责任地吹捧一部作品而怒不可遏，而得罪人。他容不得任何人对文学的亵渎。
李建军坚持自己的信念，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他从语法和修辞等具体而微的细部入手，对作品进行细致而准确的实证分析。收入《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的大部分文章，如《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评(尘埃落定)》、《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评(看麦娘)》、《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评<废都)》、《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等，都是针对当下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进行批判的文章。
李建军对《檀香刑》的“文体、语法及修辞上的问题”分析，对《看麦娘》、《废都》及《尘埃落定》语言病象的分析，都很精彩，这样的言必有据的“实证”批评，确实击中了作品的“虚空”处，从中可以见出李建军宁定守一、竭思殆虑之精研精神。
李建军是一位敢讲真话的人。2000年的秋天，李建军的一篇《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引起了中国文坛的震动和反思。人们好久没有听到这样坦诚、这样率直的声音了。讲真话，需要学识，更需要勇气。有文章这样评价说：“李建军对名作家作品的否定性批评，是与作家真诚的对话，是表达自己意见的勇敢的举动。”
大胆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是李建军文学批评的特点。不论哪一家哪一派，也不管其影响有多么巨大，李建军都不盲从，而是站在自己的角度，采取审慎的态度，先对其进行认真梳理，然后指出其价值和问题所在。他说：“在我的理解中，文学是一种让人类意识到爱、高尚、尊严这类东西的圣洁之物。正因为这样，作为文学守护神的文学批评，就应该以纯粹的姿态面对文学。具体地说，就是要站在人道的立场，说真话。”正是有了对文学的真诚，他的批评才显现出内在的活力和力量。
多年的文学阅读的经验积累，使李建军视野极为开阔，他对世界的、中国的文学名家名著非常熟悉，从而并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和审美观，对优秀的作品和垃圾作品，他有严格的绝不含混的判断尺度。姚楠教授著文说李建军是“完美批评”的领军人物，认为他一方面注重“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在以至高标准对批评对象作热烈充满激情，而又冷静异常严格的评判之时，批评家采取了求其全美的方法”。确实是这样。他对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像为小学生批作文一样，找出他们的病句、错句，并告诫这些“大家”，不要再犯小学生们都不容易犯的错误。
在李建军看来，小说是一种美好的事物。它是生命的必需，是上帝给人类的馈赠。它意味着事世洞明、人情练达的人生智慧，因而可以添加你的人生经验，它永远是你忠实的朋友，可以满足你与他人进行交往的需求。因此，李建军才尖锐地批评被某些评论家捧上天的作品，认为它们“没有新的精神视境，没有新的话语风格，没的智慧的叙述形式，没有塑造出活的人物。永远是那副样子：不今不古、不死不活、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人不鬼、不冷不热、不文不白。食之既已无味、弃之亦不可惜”。他容不得作家肆无忌惮地用粗劣的作品来欺哄蒙骗读者。
李建军为“消极写作”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缺乏现实感、真实性和批判的勇气；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力量；缺乏美好的道德感和丰富的诗意感；把写作变成消极的习惯，是一种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伪写作。事实上，消极的写作通常还是缺乏他者意识和纪律感的写作，是反文化的私有形态的写作。它追求一种消极的快感体验：咂摸着颓废的滋味，陶醉于残忍的想象，满足于无聊的调侃。它靠大胆的粗俗来吸引读者。这样，它带给读者的就不是美感，不是心灵的净化和升华，而是让人习焉不察的道德破坏和精神伤害。判断和审视文学作品是要用良心去考证的。
“消极写作”还在进行。它已经成为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颇为流行的、具有主宰性的写作模式。因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像李建军这样的负责任的文学批评家。他把“反对的自由”当作神圣的权利，把说出真话当作最高的伦理原则，把一切讨好“著名作家”的行为，当作对文学的羞辱和背叛。
李建军的批评赢得了人们的肯定和好评。陈忠实在一次答记者问的时候说：李建军的批评所引发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让我再一次感到文学活着，文学依然神圣。”何西来则说：“李建军的出现，我感到高兴。作为秦人，我感到自豪；从关注全国文学的角度讲，我感到后继有人。”欣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文学批评家们日渐失去个性的当下，李建军的个性锋芒更是异质性、批判性和对抗性的。他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永不放弃高贵的尊严。他主编的《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集合起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不甘良知泯灭的十位博士，内中的诚实的忧思、睿智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容忽略的一页。他坚守自己的精神立场，守护自己的文学信念。他进行文学批评的力量和自信，就来自于他的这种难能可贵的执着。
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仅仅说真话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合格的批评家应该具备学者的素养。李建军是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他对小说的研究深入而认真。他的博士论文《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是他潜心研究的可喜收获。很多学者都对这部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阎真教授在《一部好书，可做教材——评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说：“这部理论著作在体系上的完整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内在结构逻辑严谨，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叙事学在价值层面的空缺状态，理论的表述也相当清晰、准确、精当。我注意到这部著作是作者在大量的阅读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完成的，它所涉及的理论著作和小说文本有数百种之多。因此，它是在一个坚实的理论平台上完成的，这个平台保证了此书既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又有丰富的作品阅读量。”
丁帆教授在《扎实的学养与可靠的修正——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读札》中说：“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首先需要具备的条件是充分的学术积累和认知识见。一般说来，学术积累在每一个学者的治学过程中并非难事，然而，想要有所建树与创造，没有认知的识见却是万万不能的。而如今在众多的博士论文中，能够获得真知灼见的创新内容者委实很少，像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这样既有深厚学术积累，见出学养，又有独到见地，勇于批评，从而又能建构自身学术体系的鸿篇巨制，可以说是学术界后起之秀之中的翘楚。”
孟繁华教授在《修辞理论和伟大的传统》中这样说道：“《小说修辞学》将理论研究和对象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使这部著作充满了时代感和当下性。因此这也是一部值得讨论、值得关注的著作。它的出版，对检讨和反省文艺学研究和教学中的问题，一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李建军论文的扎实、翔实和独树一帜的见解，以及他敢于坚持某些观念、敢于批评某些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批评家品格，一以贯之地得到了贯彻。”
陈晓明教授在《人文主义修辞学》中说：《小说修辞研究》“做得中规中矩，严谨细致，且多有创新突破，是一部份量厚重的小说理论著作。看一看这部书的章节细目，就不得不佩服作者在修辞学领域所下的厚实功夫，也不得不惊叹作者在理论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才华和过人的想象力。他坚定的立场与明晰的判断，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显然，这部书吸取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修辞学成果，几乎涉猎到该领域汉语的全部权威资料。对这些材料，李建军已然全盘吃透，能驾轻就熟，举重若轻。就从其中涉及到的理论著作与西方古典现代名著来看，李建军的基本功是相当到家的。这本书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小说修辞研究所达到的崭新阶段，无疑也是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可喜成果。”
李建军是一位因其尖锐而易被误解的批评家。
有人认为李建军的文学批评言辞偏激，态度苛刻。事实上，他是一个忠厚而善良的人。李建军批评起著名作家的“失败之作”毫不留情，但对刚刚学习写作的文学青年和艰难探索的年轻作家，他常常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他说：“我不知道我的观点是否被更多的人理解和认同。我的尖锐和偏执，也许会让有的作家和读者不快?如果真是这样，请他们原谅和理解。但我必须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思想。因为，只有在真话之中，我们才找到真理。这就是我不怕冒犯‘著名作家’，不怕遭受误解甚至记恨的原因。”他自称是自己时代文学的“敌人”，但却“并无致人死地的恶意”；他与人为敌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勇于说真话的决绝态度，只不过是希望我们的文学能在一种对抗情境和对话氛围中，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大。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李建军的所忧所求，会得到多少共鸣和理解呢?
的确，李建军被理解着也被误解着，被一些人当作可与之对话的朋友，但也被另外一些人切齿之声可闻地当作敌人。然而，我们需要这样的真诚、理性的敌人，我们需要这样的热情而善良的敌人，因为，这样的敌人越多，说假话的伪批评家就会越少，就越有助于我们的文学的健康成长和健全发展。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李建军著，收入朱竞主编的“枭鸣丛书”，2004年8月工人出版社出版)
一个四处“寻找”的学人
在这里四季如春，
在这里有爱没有恨。
我们要活泼精神，
守秩序，相敬相亲。
我们读书要认真，
知识要多，头脑要清新。
能独立判断，能俭能勤，
发奋努力，好好的做个人。
这八行文字，是张清常先生1943年给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小写的校歌，是我从谢泳的一篇文章中读到的。我在想，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唱着这样的歌长大，大概能做一个好人。
作为年轻学者的谢泳，他整天钻到故纸堆中，在那些发黄的报刊、旧书中苦苦寻觅，从中显示着他成熟的清醒和智慧。还有哪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谢泳没有注意到呢?大概是从“五四”到现在，差不多是20世纪这一百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路历程，都在谢泳的研究课题之内。过去的文人和教授、过去的报刊和书籍谢泳都能如数家珍。他的文章充分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的光彩。他使读者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并非生来就没有骨头，也并非天生的人格萎缩和卑下。
谢泳的学术研究是认真的。
时髦的宏论似乎对谢泳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专注地翻阅着旧报刊和旧书籍，读昔日学人的日记和书信、年谱、回忆录，从中细细地寻找，一步一步深入发现，精心地整理出一些细节。
粗略地阅读《杂书过眼录》，你也许会觉得到很零碎，也很杂乱。但是，细读下来，你会被故纸堆中的故事所吸引。读完了他的几十万字的文字，你会大吃一惊：谢泳真是个有心人!
谢泳不喜欢抽象地谈理论问题，他对自由主义理念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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