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美丽依旧的殷慧芬
作者：楼耀福
我至今仍无法忘却第一眼见到殷慧芬的情景。那是1968年的初秋，我们听说厂里又从上海市区招了几十个初、高中毕业生，于是都涌到了厂门口，看他们一个个从巨龙车里鱼贯而下。那时我看到了她，瘦瘦高高的，很苗条，很轻盈，穿一件淡色的长袖衬衣，一条很素馨的缀着小花的裙子，很脱俗的样子，像一朵飘逸的云。我的眼睛突然一亮，又觉得似乎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她。
我比他们早三年从市区被分配到这家工厂。1965年之前，这家厂叫“嘉定农机厂”，归县里管。1965年，上海第一齿轮厂在延安西路番禺路的弄堂里无法再扩展，便迁至嘉定，与嘉定农机厂合并。厂里一半是嘉定当地人，语言中夹着十分浓重的嘉定土音。我们的到来给厂里带来了青春和文化，而现在又见一批朝气蓬勃的师弟师妹加盟，欣喜之情难以自抑。
凑巧的是，殷慧芬又恰恰被分配到我所在的车间。我们那时都住宿舍，一星期回市区一次。殷慧芬学的是钳工，跟着师傅两班倒。每逢做中班，晚饭后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去车间转悠。怕人说闲话，所有的中班工人我都挨个地跟他聊上几句，最后就粘在殷慧芬那儿了，常常在一旁帮她递递工具，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我们结婚之后，那些师兄妹见到我还说：“你那时门槛很精，你的目标早就锁定了，却要装模作样地先跟我们谈天说地!”
逢到殷慧芬日班，下班后我们常常凑一伙人，去当地的老师傅家吃烘山芋、炒蚕豆、草头饼，看着殷慧芬狼吞虎咽美滋滋的样子，我心里也美滋滋的。再后来，逢到星期天，我们也不回市区了，有时骑车去果园买新鲜的梨啊桃啊，有时天不亮去浏河海边，看太阳从海面上冉冉升起……自行车的铃声伴着我们青春的笑声在乡间的田埂上一路洒过。
我与殷慧芬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她有姐弟七人，我兄妹也是七个。小时候，她的节俭的父亲常常在她夜间看书的时候，把灯关掉。她只能趴在阁楼里，借着对面老虎灶折射过来的些微灯光阅读。她的眼睛在那时就受到了损伤。我想起自己也常常在桥头的路灯下夜读的情景，我不由对她更是怜爱有加。书是我们交往的纽带，书成了我们谈论的主要话题。后来许多媒体说书是我和殷慧芬婚姻的“媒娘”，也不过分。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许多中外名著都遭封杀，而我恰恰能从一位我一直很敬仰的中学老师那里借到那些名著。殷慧芬捧着我借来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复活》、《高老头》、《父与子》，如饥似渴，如获至宝。尤其是那本吕荧翻译的《欧根·奥涅金》，她更是用了一本厚厚的硬面笔记本一字一行地全部抄录。这本手抄本的普希金名著，我们至今珍藏着。这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她的文字才能，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所显露。我后来被调到厂里去编厂报。她是车间通讯员。我每编完一期厂报，办公室的打字员总要说：“我发现了，这么大的厂里，只有一个人的来稿，你是可以不改的。”这个人就是殷慧芬。即使是通讯稿，在殷慧芬的笔下，也透溢着几分文采。
(二)
我们做着文学的梦。不管人生道路如何坎坷，文学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神圣殿堂。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的一个短篇《拉幕的人》在《文汇报》刚复刊不久的副刊发表，整整一版。在那个年代，有这么一篇小说，歌颂平凡，有浓浓的生活气息，没有概念化的说教，确实让人有种清新之感。我至今难忘徐开垒老师对这篇小说的指导。
《拉幕的人》拉开了我的文学创作的帷幕。此后，我又相继发表了一些短篇，有的还被《中国文学》英文版、法文版向国外推介。我一下子让人瞩目起来，成了电影厂、出版社、刊物编辑、广大读者追逐的对象。我没有意识到，我的厄运的种子也在这时开始播下。
我的遭遇让清纯的殷慧芬跟着受牵累。全厂批判大会上，我在台上挨批，她在台下“受教育”。那些批判者虽然慷慨激昂、声斯力竭，但那些内容却很无知、愚昧，中外名著在他们的嘴里都成了大毒草，殷慧芬忍俊不住笑出声来。于是这笑便成了她的‘罪孽”。说她“蔑视革命群众”，“态度嚣张”，“与楼耀福是一丘之洛”……在车间里接受“帮助”。在我被宣布停发工资的第二天，毁慧芬特地起了个大早，在市场里买了一只老母鸡，褪毛、开膛、先切……她忙了整整一个清晨，然后精心烹制了红烧鸡块，午饭的时候，在大食堂，众目睽睽之下，小夫妇便吃得有滋有味。
我明白殷慧芬，我对她满怀感谢之情。“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为天下的有情人写下了最精辟的注脚。夫妻，不仅仅是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更是患难甘刻的互相搀扶，相濡以沫。
谁想到殷慧芬的这一行为又触犯了天条，被说成是对革命群众的“挑衅”和“示威”，罪加一等……
我被打发在最累最脏的翻砂车间劳动改造似地卖着苦力，不能有半点懈怠。我上班要比别人早，于是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我都要早早地蹬着“老坦克”往厂里赶。“老坦克”的后座，是殷慧芬和她怀抱着的才两岁的孩子。
孩子念小学了，我糟糕的处境仍无丝毫变化。当时，厂里职工吃午饭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我常常马马虎虎地吃几口，便买两只馒头，骑车飞快回家，热一下早上准备好的菜汤，写一张让孩子看得见的字条：“馒头在锅里，汤热好了，爸爸不等你了。”又匆匆地充军似地直奔车间。晚上，我们问孩子：“中午吃饱了吗?汤热吗?”孩子总是回答吃饱了，汤很好喝。直至有一个星期日，我发现楼下花坛里被儿子扔掉的馒头。“儿子啊儿子，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欲哭无泪。儿子可能是吃厌了这日复一日的淡馒头和菜汤。我记得，当我把满满一塑料袋的馒头捡回来，扔在儿子面前的时候，殷慧芬的两眼通红通红。
我恨命运，为什么命运让我正值最好年华之际蒙受如此凌辱!我更恨自己，为什么我不能让我最爱的人幸福!我曾经想，殷慧芬如果不跟着我，正当花样年华的她一定是一片锦绣天地。
冰消雪融总有时。80年代初，上海的文学刊物相继复刊，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更是如同雨后春笋，竞相争妍。我的一些文学朋友又陆续来找我写稿。我那寂寞、冷清的陋室又开始喧闹。我的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书房成了日后颇为兴旺的“嘉定小说沙龙”的主要活动场所。
一天，刚复刊不久的《萌芽》杂志的编辑来嘉定。殷慧芬炒了几个小菜，留他们在家里用餐。席间，她讲述了她哥哥的恋爱故事和厂里一个技术员的感情经历。我那个编辑朋友听了眼睛突然亮堂起来，连声说：“好，好!殷慧芬，你把它写下来。就这么写。肯定比楼耀福写的要精彩!”殷慧芬就写了，那就是后来发表在《飞天》杂志上的《旅伴》和《海燕》杂志上的《极乐鸟》。
殷慧芬一发而不可收。她的女性柔婉细腻的感情诉说使许多文学期刊的编辑刮目相看。《小说家》的谢大光、闻树国，《小说》的李硕儒、傅小北，《青年文学》的牛志强，《广州文艺》的柳嘉、陈茹、吴幼坚，《萌芽》的曹阳、孙文昌，《花溪》的彭钟岷，《海燕》的王桂芝、王晓峰……许许多多原本并不相识的编辑，后来都成了我们的朋友。
我们家的那张小书桌从那时起体现了它的价值。常常是她在晚饭以后笔耕至半夜，而我则在凌晨三点起床，伏案至早晨去工厂上班。有时候，儿子在小饭桌上做功课，而她只能在饭桌的另一端爬格子。
因为文学，我们曾经蒙受苦难。但我们对文学的虔诚却一直痴心不变。
(三)
1985年7月23日，《解放日报》读书版的“破壁者列传”专栏刊登了张文中写的《“格子”里的苦与乐——访殷慧芬》。“破壁者列传”是专为那些年上海学界新冒出来的青年理论尖子开的专栏。千把字的一篇专访，配一张照片和百把字的简历，而且全都排在这一版的头条。这种规格在当时上海的报刊中也属少见的。张文中撰写的人物全是一流高手，陈燮君、陈思和、程德培、居延安、毛时安……张文中写的十一篇文章，只有一篇写了一位非理论家的殷慧芬。
1988年，曾经发表殷慧芬处女作的《花溪》杂志，决定在1989年第1期编发“殷慧芬楼耀福小辑”，除发一篇新作外，还登一篇评论和一篇人物印象。这篇人物印象，我们仍请张文中写。
时隔三年，张文中得知我们发表的作品从二十多万字跃升到一百多万字，他大吃一惊。“你们怎么像轰炸机一样，到处都有你们的作品?”“你们白天上班，下班回家还有一大堆家务，哪来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回答他，家里的两盏台灯，常常要亮到第二天凌晨。几年如一日，一百多万字，就这样在灯下一个一个地抠出来。
张文中说我们是在玩命。
我记得，我当时还给他看了一封信，那是殷慧芬在上海作协青创班时写给我的——
“……晚饭后，去水库散步。回到房间我想写稿子。十点左右，朋友来了，聊了好长时间，他走的时候，已是十一点多了。同房间的都睡了，我一个人开通宵，吃了两个冷馒头。坚持到四点钟，人开始发冷，还有六张稿纸，就这样，看看桌上手表，写着，右手一根筋很酸，一直酸到肩后，捏捏它，好点。到五点三刻，终于完成，去洗温泉浴，想舒舒服服睡一觉，仍然睡不着，到七点三刻，同房间的从餐厅回来，问我爬山去吗?想想总归睡不着，索性去爬山吧，彻底掼倒算数……”
这封信是殷慧芬对自己写作状态的真实刻划。在漫漫的文学之路的跋涉中，殷慧芬的许多夜晚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捱过的。
儿子还在念初一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我的妈妈》。他说妈妈的许多作品，是用她头发中的黑色素酿成的墨汁，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儿子最了解母亲。小学四年级，儿子就在《故事大王》上发表习作；初二时在全市初三年级作文竞赛获二等奖；大三时在上海电视台实习，跟随海外部的资深编导宋继昌去罗布泊拍摄纪录片，回沪后为《文汇报》写了整整一版——《为于纯顺树碑》。朋友们都说，他可以继承父母的文学事业。现在在IBM跨国公司从事网站设计的儿子，那时宁死也不愿意再走文学之路。他说，他太了解父母因为文学而经历的艰辛了。
殷慧芬在工厂目睹过死亡、美的毁灭、青春的自戕。她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给了工厂。她看到有一些小说，把工厂的工人写得很粗俗，她感到刺痛，仿佛是有人羞辱了她，或是羞辱了她的家人。子夜时分，她恍惚会听到工厂姐妹对她的呼唤，她还隐约看见她死去的朋友飘忽的倩影，她们忧伤而不失希望，懦弱却仍在抗争，历经坎坷却又生气盎然……她们撞击着殷慧芬正义的灵魂。她终于明白她别无选择，她把文学的笔触勇敢地伸向了工厂——她精神深处永远的家园、纷繁人生的永恒背景。她的文思喷涌而出，于是有了震动文坛的一篇篇力作——《厂医梅芳》、《欲望的舞蹈》、《迷巷》、《梦中锦帆》、《早晨的陷阱》、《纪念》等等。
这些小说后来被评论界誉为“工厂小说创作的新的里程碑”，“不可小视的突破”。茹志鹃老师对她更是呵护有加，“你那个工厂啊，千万不能放，那里有你自己的东西。有些人写的是工，你写的是人，你要坚持。”殷慧芬意识到她掘到的是一口深井，意识到数十年的工厂生活在她生命中的重要意义。
殷慧芬努力地走着。直到这时，她看见了亮光，安静的、温和的、有些神奇的亮光。
她的身边不再只有楼耀福。她不再孤独。
(四)
1999年，殷慧芬的长篇小说《汽车城》问世。
《汽车城》以其凝重的历史感和作家对城市精神的沉重思考、对生活的独特深刻理解，生动地、艺术地表现了上海当代文明进程中，众多个性生命举步维艰的努力，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情冲击。国内外五十多家著名报刊竞相评论，为殷慧芬喝彩。《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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