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作家”方孝孺
作者：石 英
这位作家就是明浙江宁海人方孝孺(1357—1402)。其名和字细品也很有意思：字曰希直，又曰希古，人称正学先生。我之所以一开始就称其“作家”而未提其官衔，因那“侍讲学士”实在还是个享官俸的大儒，毕竟算不上那种政客气息十足的官僚。今读他的文章，风格纵横豪放，词气锋利，他尤为所长的政论、杂文，多奇笔劲，发人深省。如《蚊对》、《指喻》、《越巫》、《詹顶传》、《与苏先生书》等篇，篇篇有楞有角，毫无圆滑之气，足以见出作者本色，以其文度其人，遭致至此，当可默然理解矣。
对于六百年前这桩虐杀作家的公案，一般人都大致知其梗概。无非是说，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为了夺取他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朱元璋之长孙)的皇帝宝座，自北平起兵攻陷南京，迫使当时的著名文士方孝孺为其起草登基诏书。方誓死不从。朱棣即对方及亲属大加杀戮。当然，也有一说是对方曾为建文帝起草应敌“讨伐”诏的报复。总之是必斩草除根、人芽不剩而后快。
多少年来，人们对于永乐(朱棣夺取皇位后的年号)帝的凶狠残酷，对不从他所欲的知识分子如此灭绝人性的杀戮表示义愤，当是没有多少异议的。其实，皇帝老儿(包括唯一的女皇武则天老娘)的杀戮成性从本质上说是极少有什么例外的。尤其是明清皇帝中有几个是对有才有识之士杀红了眼的。朱棣在这方面表现出很有几分他老子朱元璋的“遗传基因”。当然，也有的“公允”之士在对他杀人之烈有所指责的同时，也不忘肯定他北狞靖边、削藩以巩固中央集权、遣郑和六下西洋、大修四库全书以利文化建设的业绩。表现了对这位统治者认识之全面，也不能说是多此一举。
然而，在如何认识方孝孺抗命的问题上，应当承认至今人们的认识还是有差别的。据我所看到的一些说法，大都认为方无非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视建文帝为正统之君，而燕王朱棣则是篡逆。所以，他可以为朱允炆写讨伐朱棣之诏，而决不能反过来为叛逆者作登基之诏。这样，方孝孺的誓死抗命之举也就只剩下为一个皇帝，一个“名正言顺”续大统的皇帝效忠的狭隘意义，甚至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无谓牺牲了。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作为一个大儒，如果说头脑里没有任何忠君思想是不可想象的。但要说他的忠君思想只是一种愚忠而已，却缺乏足够的根据。相反，在他的一些慷慨陈词、痛快淋漓的文章中，或隐或显地对统治者翻云覆雨、指鹿为马诬害无辜的行为，表现出无可抑止的愤激。《与苏先生书》是他写给挚友苏伯衡的一封信。文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方的老师宋濂(可谓明初的著名作家)，对朱元璋可说是恭谨慎行，而且还是太子的师傅。可是，一旦发生所谓“胡惟庸案”，朱皇帝照例是株连无已，不仅杀死了宋濂的一子一孙，宋本人和全家也被流放至茂州，宋并死于此。方孝孺在此信中，对宋濂的悲惨遭遇无限悲愤，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愚”，更没有“天子圣明”的迂腐之气。这种悲愤与不平，不可能只是指向“小鬼”(刀斧手和执行的官吏)，也不可能不想到“阎王”。可在那个时代，任他再不愚，能把矛头直指事件的炮制者或主使者吗?我说有此郁愤，而且敢于诉之成文，为苏伯衡欲为宋濂立传而饮泣欣喜。这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何“愚”之有?
而况，朱棣虽属篡逆，但毕竟也姓朱，而且是明开国皇帝的“龙种”，毕竟还不是外姓人瞅冷子来夺取的。比之于长孙正牌皇帝是稍偏了些，但总还是他们自己窝里的你争我夺。朱棣夺取了，也只是彼朱向此朱的移植，再续大统仍然说得过去。从嫡亲朱姓的角度上说，肥水还是没有外流，人脑子打出狗脑子也还是叔侄之间的事。
原来，多少年来的扣儿正是结在这自家窝里的事。对方孝孺惨烈之死尤其是被株连之多的“不值；’说就胶着在这点上。从远到今，清醒的评家们以智者之语道出了方孝孺的不识趣之处：“人家朱姓闹家务，干你甚事？”看来似有几分道理。也许，高科技时代的人总是比冷兵器时代的人更聪明，今人总是比古人头脑清醒。你方孝孺怎么那样看不开事儿呢?也是，你自己刚烈搭上一条命也就是了，弄得八百七十多条好端端的人命也受你连累，你对得起谁f从这方面说，理也是这么个理儿。可事实本身，尤其在那个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当事人之下，却就不那么简单了。
其实，“正统观念”也好，“愚忠”也罢，有相当一部分是后人想出来的，未必全符合当事人的心思。有一个很关键的事实许多人都忽略了。这就是方孝孺对“恶”与“善”的对立和鲜明态度。这一点也是有根据的，而不是仅凭推断的妄说。最有力的佐证仍是他白纸黑字的作品。他在《蚊对》中对“人类同类相残更甚于蚊虫”的行径表示深恶而痛绝之；他鞭笞那种形貌岸然的衣冠禽兽“白昼俨然乘其同类而陵之”，而善良的生灵“饿路于草野，离流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也”。这从中可以清楚地见出他的善恶观。也巧了，在他的文章问世之后，果然就发生了燕王朱棣对南京小皇帝的“同类相残”。这在方孝孺的既定观念中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在他看来，朱棣较之于建文帝是恶的，而建文帝朱允坟则比较文弱，是相对的善型。不可能要求六百年前的大儒、侍讲学士有现在这样鲜明彻底的观点：“一切封建皇帝都是凶恶残暴的统治者。”不可能。但至少也不能认为方孝孺这种区分仅仅是出于“正统”和“愚忠”，它体现了中国千百年来秉性正直文人的一种是非观。
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朱棣的方式问题。这也是作为方孝孺这样观念和这样性格的人所无法接受的。看来是个方式，却不似我们后来人认为的“不就是个方式方法嘛”那么轻松。无疑，在方孝孺看来，朱棣的“方式”就是篡逆，就是劫夺，这种方式本身就反映了问题的本质方面。他怎能完全违心地为他不齿的劫夺者写登基诏书呢?如此看来，这同样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维护正统”、“掺和家务”所能解释的了。
还有，也是最易被人忽略的一个因素，就是具体人的性格 (包括这种性格中很大部分的天性)。为什么易被忽略呢?不能不说是在我们中国多年来探讨问题的方式基本上只着眼于一个人的出身教养、社会地位、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思想观念。实际上，人的性格中“天性”那部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我们也许至今还不能完全洞悉其成因，却不能不承认它在不同人一生命运和全部行为中所起的作用。所谓“性格即命运”，无疑就包括“天性”那一部分。不错，方孝孺是一个大儒，一个地道的“士”，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士。他包括天性那部分的性格极其的拧，极其的倔，极其的刚烈，极其的宁折不弯。切不可以为凡读过圣人之书的“儒”都能有这种表现。早于方的秦桧和晚于方的洪承畴，肯定对孟夫子的“三不”箴言尤其是“威武不能屈”背得滚瓜烂熟，但结果又怎样?一个做了敌方的内应，一个投敌后又十分出色地残害同类。所以，“不屈”绝不是一切大儒的必然特征。而如方孝孺者则有一个与“常规”悖反的特点：偏与强横者对抗。类如朱棣者总是迷信高压，以为只要施以威迫镇胁对方必然俯首就范；再坚硬的钢铁也经不起熊熊炉火熔炼。殊不知恰有一种人越是胁之、迫之、压之，对抗的意志愈坚。这种与“常规”悖反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类型，绝不是仅以理念教育所能奏效的；至少是部分因素与天性有关。我读某些外国谈血型的书籍，曾谈及某种血型是易顺应型，某种血型则属于不易压服型。我并不以为然，但是否完全为无根据的妄说则还需进一步科学验证。或许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客观事物(包括人的不同性格)的更全面、深刻、科学的认识，将会发现，过去若干年既定的惯常解释已是远远不够的了。
如果说，方孝孺那股气，那股刚烈之气，那股不屈之气，那股自认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气，多少用得不是地方；更宏观些说，用得还不太值，这还似可斟酌。也就是说，刚则刚极，烈则烈极，但无论从大的背景还是以所捍卫的对象而言，他都还够不上伟大与杰出。尽管在不畏死这点上是共同的，但在体现人间正气尤其是民族大义上无法与早于他的文天祥相比，尽管在同是遭寸磔而惨死；在不畏强敌、勇烈浩然的精神价值上也不如他后来的袁崇焕。不过，从方孝孺的文章和赴死精神上有足够理由做此推断：假如他处于强敌当前、民族危亡关头，也完全能够表现出文天祥、陆秀文那类的行为(虽然今天文天祥和岳飞等民族英雄也受到责难性的异议)。但命运没有把方孝孺置于那个时代背景和特定的情况下，便自然减弱和缩小了他刚烈赴死的意义，这是当事者个人难以选择的事。
最后，还要说到一个痛楚的巧合，公元1402年和1630年方孝孺和袁崇焕的被肢解，竟都是明朝皇帝老儿朱棣和他的后代孙崇祯皇帝干的，看来在虐杀直臣烈士这点上，很是他们爷们的传统和强项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