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再一次运交华盖的鲁迅
作者：章 明
世界上怕就怕似是而非的东西，历来许多不白之冤就是由它造成的。我在反复痛苦思考后感到，上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遭遇的不幸，乃是一种历史的命定的不可逃避的劫数。当然可以举出某些人的某些责任，但也不能脱离时代说话。而在一切可能负有责任的人们当中，鲁迅是绝对不在其列的，鲁迅从来没有和任何政治权力沾边。问题在于，全国解放后，鲁迅的名字已经逐渐成为被利用的工具，可以利用它宣传极左，可以利用它造神，可以利用它捧角，也可以利用它来打人。而捧谁不捧谁，打谁不打谁，并不管鲁迅的原话是怎么说的；鲁迅墓木已拱，当然毫无办法。鲁迅当年批评别人，是文人批评文人，决不会影响到对方的生死荣辱，后来则大大不同了，但这不能由鲁迅来负责。我确信鲁迅晚年已对斯大林治下苏联作家的处境有所闻知，但他决不能预见自己身后的一切。被鲁迅批评得最厉害的人是章士钊、张春桥和“四条汉子”，而在解放后，章士钊是文化宠儿，张春桥大红大紫飞黄腾达，“四条汉子”起初也都是文化界的领导人。但到了“文革”时期，江青破口大骂：“鲁迅早就批过四条汉子，你们就是不批！”这时候的鲁迅，自己也变成“拉大旗作虎皮”的虎皮了。论者最喜欢引用的例子是施蛰存，说他是鲁迅批评的受害者，那么，并没有受过鲁迅批评的几十万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又该怎么说呢？
鲁迅的性格的确是有些特别的，我不是鲁迅研究者，只能说一点点。譬如说鲁迅骂人，要是对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百态有所了解，就会知道鲁迅是很少骂人的，反倒是经常挨别人的咒骂。那些咒骂常常是异常狠毒的人身攻击：骂他是“封建余孽”、“堕落文人”、“绍兴师爷”、“世故老人”， 甚至于诅咒他“断子绝孙”，诬赖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日本作家盐谷温的著作，说他写文章是“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拿了俄国的卢布”等等，可谓一次次地把鲁迅骂惨了。鲁迅却主张“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当然不会像村妇吵架似地恶声相向。他只是冷静地分析，平和地用事实说话，或找出论敌的弱点“给予致命的一击”。如果说这也算“骂”人，我倒希望今之论者有这样的“骂”人的本领。
鲁迅的再一次“运交华盖”还不只是有人对他叽叽喳喳，如今甚至是面临赶尽杀绝的危险。这不是我危言耸听，请看前些日子沪上报章一篇以《文学，请鲁迅先生走开》为题的文章，它以明确无误的表达方式，说明“文革”时的红卫兵今天又在登台亮相，用大喇叭发号施令。文章标题酷似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勒令，文章内容更像是一篇蛮不讲理的红卫兵大字报。
为什么文学要迫令鲁迅“走开”呢？今天的红卫兵气壮如牛地说：“鲁迅本不属于文学，他半道上弃医从文，是外来户”，原来搞文学也有城乡户口的差别和限制，比“文革”时的条条更严酷了。那么谁才是天生的或天然的文学本地户呢？“这种外来户并非真心诚意爱文学，却别有目的。第一，他们是来避难的，而现实是统治者的权力无所不在，这就常常导致文学被误伤；第二，他们是来放暗枪的，不过是把文学当作可以攻击敌人的武器。”这些话就把红卫兵欺软怕硬、媚权凌弱的本质暴露得干净彻底。原来，文学就像白衣秀士王伦治下的梁山泊，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要来落草避难，王伦却 “骇然半晌，心内踌躇”，怕惹恼了官府（统治者的权力无所不在），不肯收留他们。你看鲁迅惨不惨，竟落到了这般田地！还有，“从古到今，文以载道的‘道’和诗以明志的‘志’，一直是文学的沉重包袱。鲁迅加盟文学，绝非文学的幸事，一个时代还在津津乐道文学存在的鲁迅，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严重问题：文学还没有卸包。”“所以有必要正告：文学，请鲁迅走开，回到你应该驰骋的领地……”这是典型的红卫兵大字报的逻辑和语言，特点就是随心所欲，信口雌黄，横蛮霸道。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 的古训，讲的是文载孔孟之道，诗言治平之志，它早已被以鲁迅为主将之一的“五四”运动批判得没有市场了。这段历史，今天的红卫兵少爷没读过，不能怪他。至于后来又有什么人规定文要载什么道，诗要言什么志，其时鲁迅早就死了，今天的红卫兵难道也不知道，也要栽到鲁迅的头上？众所周知，当代文坛早已进入多元化时代，乌鸦、宝贝、木子美都在写作和发表，今天的红卫兵难道也视而不见？难道你仇恨鲁迅就到了这样不共戴天的程度，任何一元都容得，就是容不得鲁迅这一元？鲁迅已经逝世快七十年了，还要请他“走开”，怎么走？难道死人还能继续去日本学医？难道掘坟挖墓，焚尸扬灰？要不，那就是烧书毁版，开展大批判，消除鲁迅的“反革命思想影响”。是的，这就是江青“四人帮”惯用的办法，也是这张今天的红卫兵大字报逻辑发展的必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