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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挨打”之我见
作者：刘 金
读了王科的《张春桥挨打及其他》(《文学自由谈》2003年5期)，我忍不住也想说点自己的看法。
我以为，一件旧事，好像一本古书。经过多年流传，会产生几个不同的版本。弄到后来，究竟哪个版本是真，哪个版本是假，也很难说得清了。而王科先生，在否定了陈鲁民“绘声绘色的描写怒打张春桥一事”之后，自己也具体地描写了萧军“约定在徐家汇河的南面的菜地里与马吉蜂比武”的过程。我却觉得，王科的描写，并不比陈鲁民的更可信。甚至，更不可信。因为，过去传说的，一直是张春桥要和萧军在鲁迅墓前决斗，而不是萧军和马吉蜂在徐家汇河(按：上海似无徐家汇河)比武(按：不是决斗，而是比武，亦奇)。
这里，请允许我把话头稍稍扯远一点。
“四人帮”恶贯满盈后的第三年春，上海开一个批判张春桥的大会，有关部门约我在大会上发个言。我连忙跑去和李俊民前辈商量。我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批张的材料，搞一个联合发言，由我整理成文，请他到会上去讲。他不赞成联合发言。却把他所知的有关张春桥的情况，全都讲给我听了。且慢，这里还得先介绍一下李俊老的情况。李俊老，原名李守章。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来到上海。以上海为立足点，去南通老家农村，做发动农民的工作。不久，以农民运动为题材，写了四个短篇，题为《跋涉的人们》，由北新书局出版了。次年，鲁迅作《我们要批评家》一文，列举了他认为“总还是优秀之作”的柔石的《二月》等七部作品，而《跋涉的人们》名列第一。
话扯远了，赶快回到本题来吧。
李俊老说：“张春桥这个人，我是早就有所了解的。早年，我在济南，他也在济南。当时，济南有个叫‘华蒂社’的小团体。我知道，这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一个外围组织。可是张春桥却同它搞在一起。这个问题，不知后来他向党组织讲清楚没有，左联时期，张春桥在上海，不知怎么一来，成了‘左翼批评家’了。1935年8月，由鲁迅作序并收进《奴隶丛书》的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出版了。鲁迅在序言中给了高度的评价。不料，躲在上海租界里舞文弄墨的张春桥，却化名狄克，写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文章。说是：‘有人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因为，小说‘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小说‘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李俊老说：“鲁迅先生看到张春桥这篇文章很生气，立即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痛斥之。张春桥读到鲁迅这篇文章大概很光火，但他又有什么办法?看来只好隐忍不言了。隐忍之余，却迁怒于萧军。”
李俊老说：《三月的租界》作于4月16日，发表于五月号的《夜莺》。10月19日，鲁迅不幸去世。鲁迅安葬不久，张春桥就通知萧军：约定日期，在鲁迅墓前同他决斗。萧军如约前往，而且提前到达。一会儿，张春桥来了。他看见鲁迅墓前站着个关东大汉，是萧军。他大概是怯斗了，掉头就走。所以这次由张春桥挑起的决斗并没有斗成。
后来，不知何故，这个批张大会没有开成。但李俊老关于张春桥的一席话，却深印在我脑子里，至今记忆犹新。
1986年10月，绍兴市隆重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邀请了京沪两地许多当年与鲁迅有交往的人参加。其中就有萧军。一天午后，我走出宿处，抬头看见天井那边，萧军正从阶沿走下来，急忙过去打招呼。他随和地笑笑，指指天井里的一张石桌和几个石凳，说：“就在这里坐坐吧。”他和我在石桌前相对坐下。我迫不及待地说：“在读初中时，我读了您的《八月的乡村》。写得真动人啊!”说了这一句，我忽然想起李俊老说过的张春桥要和萧军在鲁迅墓前决斗的事。忙说：“李俊民——就是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列举的七本“总还是优秀之作”的头一本《跋涉的人们》的作者李守章。他曾对我说过：鲁迅逝世后，张春桥约你到鲁迅墓前决斗。但一见您高大的身影，他就自知不敌，溜走了。有这回事吗?”萧军略一沉吟，说：“我不记得有这回事。”萧军的回答出我意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怎么叫“不记得有这回事”呢?如果真如王科在《张春桥挨打及其他》文中所说，那次所谓决斗完全是“以讹传讹”。“萧军先生从未认同过”。那么，1986年在绍兴招待所天井里，萧军也完全可以对我实话实说：有这回事，不过不是张春桥约我在鲁迅墓前决斗，是我约马吉蜂在徐家汇南面的菜地里比武，张春桥则是陪马吉蜂来的。而不必推托说：“不记得有这回事”?再者，按李俊老的说法，是张春桥记恨鲁迅的《三月的租界》，迁怒于萧军(田军)鲁迅逝世后，约萧军到鲁迅墓前决斗以泄愤。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萧军，仅仅因马吉蜂讥讽他“封建迷信”，就“找上门去”，要和马吉蜂到菜地里“比武”，就奇哉怪也，不可思议了。
因此我以为，比较起来，还是李俊民前辈所说，比陈鲁民和王科所说更合乎情理，更可信一些。眼下阅读许多文章，常见的“传言”批驳“传言”的现象。这样做，不必费力考证史实，省事固然省事，但令人总起疑心，又于事何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