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在阅读中《与时光同醉》

作者:金 梅




  《与时光同醉》的作者罗文华,是个爱书和喜欢藏书的人。据他自己说,他家中的书,都能插架陈列的话,需要50多个柜子;如果一本一本地摞起来,恐怕要比他每天上班的30多层的天津日报大厦还要高。这是他在六七年前说的话,现在他家的藏书当更可观了。假如天津也在全市搞一次“当代十大藏书家”之类的评选活动,我想罗文华是会名列其中的。罗在全国中青年藏书家中也是颇有名气的。
  但藏书家与藏书家不同。罗文华是因了学习、工作和写作之需而爱书与藏书的。他在《与时光同醉》这本随笔集中,对他的读书活动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例如,他在北大求学的四年中,除了上课和必要的课外活动,光在图书馆中就呆了七千多个小时。有了这七千多个小时,等于他在北大多上了四年学。大概由于罗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搞得特别融洽密切,也是由于他酷爱读书的精神感动了那里的工作人员吧,他竟在馆中的清静之处,获得了一个惟有他才能享用的专座——一把太师椅,并如愿以偿地翻遍了他想翻阅的书。后来,罗的工作性质,本来也是可以使他有机会经常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但除非与其本职有关,他是极少出入于红火热闹的场合的,他把业余时间都投入了访书、淘书、买书、藏书、读书和聊书(在《追忆聊天的日子》一文中,写了他与一位青年朋友,在一年多时间里,每周相聚一次,谈陈寅恪,谈钱钟书的情景)之中。可以说,罗是在这当中“与时光同醉”的。就是这种坚持不懈的爱好,使他在工作与写作中,常能处于一种应对裕如、得心应手的良好状态。罗在家休息时,他所在的报社和外面出版社的编辑,常会打来电话,请他帮助查阅一些生僻的词语典故或别的什么资料,他都能很快地给予答复。一次,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藏书家的学问》的文章,里面提到了沈增植这个人,有读者来电话指出应为沈曾植,罗当时就答复说,沈曾植对,沈增植也对,请查一下《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就知道了。
  在读书求知一事上,罗文华有一种可贵的怀疑精神。这里面有个辩证法:在读书中,没有怀疑精神,就不可能求得新知新识;而惟有具备了足够的学识,又才能伴之以一定的怀疑精神。在读书衡文中,罗是一个善于置疑,并能追根问底力求透彻理解的人。就是这种可贵的怀疑精神和认真求知的态度,使他不只有理有据地纠正了一些不易察觉的,由不求甚解和以讹传讹所造成的知识性错误,更在一些方面获得了新颖的见解。清代考据名家崔述,号东壁。而孙犁可能是由于误记或笔误所致,在其所写《买〈崔东璧遗书〉记》和《我的经部书》等文章中,将“东壁”一号中从土之“壁”,误写成了从玉之“璧”。这两篇文章被收入孙犁的多种文集和选集时,“东壁”一号中的从土之“壁”,仍一律都是误写了的从玉之“璧”,竟无一本作过改正。这样地以讹传讹,一是由于大家想当然的缘故,以为但凡取名取号,都有图个吉祥美好富贵发达之念,而玉做的拱璧,当然要比土做的墙壁珍贵无比、受人喜欢,故对崔述之号被误会成“东璧”也就不去置疑了。二是由于“壁”、“璧”二字字形相似类同,又容易造成鲁鱼亥豕之混。罗文华则在《并非为了挑错》一文中,经过认真仔细的考辨,以为崔述之号应为“东壁”而不是“东璧。他说,“东壁”一词屡见于古书,指藏书之处。(并举例说,唐张说有“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一类诗句,明李贽则有“赵老以内翰而为诸生谈圣学于东壁,上人以诸生而为诸生讲举业于西序”之一说。)人用“东壁”作名、号,以表示其饱读诗书之愿望吧。而“东璧”一词则无解。也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说,他发现在近20多年来出版的上百种涉及明代著名画家和文学家文徵明生平的书籍中,竟有三分之一的书中,都把文的初名误成为一“璧”字。而他根据文徵明之子文嘉所撰《先君事略》、与文徵明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王世贞所撰《文先生传》和《明史》等早期资料判断,文徵明的初名应为一“壁”字。他还引用启功先生之说,进一步指出,文徵明兄、弟分别以“奎”、“室”两个星宿为名,由此断定,文徵明的初名取的也是星宿之一的从土之“壁”字。如果是一“璧”字,则与他兄、弟之名的取义不相统一了。《与时光同醉》中的《“知其所以然”不易》、《齐白石连人都不会画吗》、《俞平伯“历险”的两个版本》、《“真美善”不是“真善美”》等,都是这类论据扎实、说理透彻的好文章,读来令人信服。而作者在《‘商女’别解》等文章中所作的辨析,则又给人以新颖独到之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系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但关于诗中“商女”一词的真正含义,历来解诗者从不深究,只是笼统地解释为是“歌女”或“歌妓”,把“商女”一词中的“商”字,也只是简单地解释成为做买卖的意思。罗文华则以《隋书·音乐志》、施蛰存《汉乐府建制考》和《南史·后妃列传》等史料为依据,对“商女”一词的来历及其在杜牧诗句中含义的演变,作了合情合理的剖析。罗的解释,可以说是发他人所未发,见他人所未见的。
  从《与时光同醉》中涉及的内容来看,罗文华的阅读兴趣丰富多样,知识面广阔而开放。他不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系统和深入的学习与了解(从以上所举例子和本书第四辑“书房芸香”所收32篇专谈藏书文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其对域外文化亦有相当的修养。他懂英文,且翻译出版过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著名小说《理智与情感》一书;他还自修了日文和世界语,能阅读一些相关的书刊。文学之外,罗文华也很留意对中国书法绘画艺术的浏览和欣赏(包括对书史、画史和书论、画论的认真阅读)。他为津门多位书画家的作品集写过序言和评论。所谈都能切中肯綮,准确地把握到赏析对象的独特之处。其中《〈何家英国画人物新作选〉序》一文,写得最为精彩。作者以为:“何家英对中国画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完成了将人物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的同时,也完成了将人物画由肖像画向文人味作品的回归”;何家英“创作的多数作品不依托于任何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文艺作品,即不依托于任何既有情节和观念,而是立足于时代,扎根于生活,注重创作主体和客体的精神表现,从美学与文化的层面上去把握、表现现代女性的形象美、气质美、心灵美,真实、生动、细腻、深刻地反映了当代女性的精神风貌,代表了当代国画人物画的最高成就。”作者还以为,人们在看到何家英工笔人物画上的成就时,对他在小写意人物画上的创造性贡献,缺乏足够的重视。他说:“何家英由画工笔到画小写意,绝不仅仅是笔墨技法和作品面目的变化,而是对中国画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内涵的深入挖掘和重新审视,表现出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写意精神。…比起工笔画,他的小写意画更多一些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理解和喜欢的人更多一些。”并说,何家英的小写意画“典雅、清逸、洒脱、优美,别有一番笔墨情趣、书法意味和诗的境界”,可用白居易《画记》中“形真而圆,神和而全”八个字,来概括其艺术特征和理解它所包含的“一种很高品位的文人味作品的特征。”序言还对《梦遥》、《相约晴雪后》、《露湿芭蕉》、《红苹果》等何家英的代表性小写意人物画的内涵与艺术,及其对提升现实审美水准的意义,作了精审的赏析和形象的描绘。如果作者不熟悉中国书画的历史与理论,没有对书画作品的长期欣赏玩味,是写不出这样有见地的文章的。
  罗文华曾出版过《烛边茶话》、《槐前夜话》等散文随笔集。从那些作品来看,他思维敏捷,笔头快当,善于捕捉瞬间闪现的印象和意兴,抓住趣味盎然的细枝末节,文章又写得短小精悍,灵巧飞动。和先前之作相比,《与时光同醉》中的文章大体上保持了作者原有的写作风貌,而理性色彩和学术气息更浓重了一些。但似乎又失去了一些动人的感性色彩。
  读过了《与时光同醉》,我私下这样想:从藏书家的类型看,罗文华走的是藏书家和学问家得兼相长的路子。他在继续扩大藏书之业和写作随笔的同时,以其现有的学识和文字功力,在藏书和做学问上,是否可以选择某个更为明显突出的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