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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与今天：文学的命运
作者：张颐武
经过了将近十多年的时间，我们看到徐静蕾的电影《我和爸爸》时，突然可以发现当年叱咤风云的“顽主”已经变成了今天的“爸爸”虽然还有当年叛逆者的影子，却已经垂垂老矣，变成了渴望温情的角色，他们的孩子竟也长大成人。虽然仍然另类，却似乎已经从时代的焦点上退了下来。这里当然展示了一个另类的父亲和女儿的相濡以沫的情感，却让我们看到了顽主的衰老和没落。父亲的“顽主”生活是在少女小鱼的眼中出现的，所以难免一种冲突。但父女间的感情却也通过这位父亲独特的沟通方式和泰然自若的表达所慢慢建立。直到父女相互理解。但无论如何，当年曾经如此感染过年轻人的“顽主”生活却已经变成了女儿小鱼眼中的怪异。这种怪异当年曾经由于冲击了传统的价值和秩序而受到赞美，如今在电影中却难免变得难以理解。过去的“顽主”自由自在生活对于少女小鱼的吸引力仍在，但它却难以支撑当下的日常生活。爸爸和朋友的放纵自在的生活被小鱼质疑的同时，却也面临着自我的挑战。中国在新世纪成为跨国资本投入的新中心，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开始作为世界强者之一的参与世界事务要求也已经取得了进展。中国的“中等收入者”的定位是进入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新一波发展，于是并不要求顽主式的叛逆和嘲讽，反而需要循规蹈矩的白领。这里的“老顽主”一面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一面发现自己的那个黄金时代正在迅速逝去。新的秩序今天已经越来越明确化，已经建构了自己的一整套“成功的话语。“顽主”们所提供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显示了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前期”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种前卫和时髦；但和“新世纪文化”还有巨大的差异。其实，近年来王朔的沉寂和像梁左这样的人物的故去都喻示了我们曾经置身其中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已经逝去。只有像冯小刚这样异常灵活和敏锐地抓住新一波全球化进程的人物仍然处于文化的中心。但他的“贺岁片”也已经从过去的表现“顽主”式人物的《甲方乙方》和《不见不散》转向了表现新的世纪里的中产阶级成功人士的家庭危机的《手机》。“顽主”的消失明明白白的喻示了“后新时期”的九十年代已经转向了一个“新世纪文化”的时代。
其实，这个已经逝去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对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来说具有高度的意义，对于九十年代“后新时期”文化站在新的世纪的反思应该开始。从今天的角度观察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的文学和文化史，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其历史的关键的价值。从九十年代直到今天，对于九十年代文学和文化的评价一直是较低的。许多人认为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冲击了高雅的文学。文学的衰落和高雅文化的衰落导致了文化的危机。人们普遍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的“高端”部分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导致了危机，就是始终对于九十年代有较为积极评价的人也难免在这些问题上充满困惑。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在知识分子内部出现的原有的“新时期共识”的破裂，出现的有关“人文精神”和“后现代”“后殖民”“现代性”等等问题的激烈的讨论其实是对于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出现的两个文化要素的困惑和焦虑的结果。这两个文化要素，一个是消费主义的发展带来的日常生活价值的改变，另一个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带来的“纯文学”的危机。
这两者都对与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信仰的“新文学”的话语和文化制度造成了威胁。于是，对于九十年代文化的激烈的抨击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难以回避的激情选择。“人文精神的失落”的呼喊其实正是这一激情选择的标志。当时其实进行了一场高雅的“文学”对似乎“低俗”的“文化”的冲突或战争。“文学”一反它在整个“五四”以来“新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和支配的角色，不再能够指导整个文化，而是似乎要从整个文化中分离出来，成为它的对立面。于是，所谓“抵抗投降”的话语无疑是文化冲突的表征。在这里，王朔当时成了“文学”与“文化”的冲突的焦点。王朔曾经是一个文学人物，在八十年代后期的创作已经引发关注。九十年代以后，他对于“新文学”话语的蔑视和以大众文化的“英雄”角色出现，更使得他的“顽主”形象遭到了异常严厉的抨击。“文学”在向大众文化宣战的同时，它自己的内部也迅速的分裂。一面是一批和市场与消费文化相关联的作家的崛起，另一面是“文学”内部对于消费和大众文化的彻底“否定”的派别和表明“理解”的派别(当时在“文学”内部并没有支持和肯定大众文化的潮流，而“理解”是当时论战的一种声音)的争议愈演愈烈。对于王蒙的《躲避崇高》的批评就是“文学”内部的分裂的标志。作为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文学”的主要的发言人的王蒙当时受到的批评显示了“文学”内部分裂的力度。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市场化带来了人的堕落和民族的堕落。“否定”派认为这处堕落已经发展得异常严重，而另一派则对于大众文化和消费有更多的理解。一部分知识分子强调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和“消费”时代给中国带来了异常巨大的危机。他们要进行一场“抵抗投降”的崇高的圣战以捍卫“新文学”话语的神圣性。他们决心对抗性地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社会后果，认为这处消费的浪潮和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浪潮会导致危险。他们试图在中国语境中彰现自身的对抗性的形象。他们对于消费文化和中国的日常生活的改变抱有极度悲观的态度。认为经济的发展的负面效果会导致人的“堕落”。这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思路，而是一种在捍卫“新文学”的旗帜下的一种背离和偏移。他们对于“个人”的激情肯定其实也导向了一种对于“个人”的理解的偏执。“理解”派则试图理解新的时代。在对于批评理论和中国文化现实的阐释中对于“消费”和中国的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作了相对平和的分析。在理解消费和中国人们的改善生活的愿望的同时也试图进一步阐释文学的“边缘化”问题和大众文化的崛起。这种思路也力图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局限，在对于“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阐发中找到新的文化图景的描述。
但从今天的“新世纪文化”的立场观察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想象的民族的堕落和“人文精神”的失落的恐怖的景观并未呈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九十年代的消费与大众文化一同崛起的还有中国本身。经过了九十年代的经济的高速成长，二十一世纪的“新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历史的景观。这些变化都体现在文化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可以用《新周刊》2003年10月1日那一期的表述来形容。这一期《新周刊》的主题是“新新中国”。编辑有这样一个表述让我有所触动：“对于‘中国’来说，‘新中国’这个词语一直表明着政治上的新，政体的更新；如今在生活方式、文化时尚形态上有着全新的方向与发展可能，‘新新中国’冒升而出。”这个“新新中国”描述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中国的历史发生的改变可以说在日常生活层面和全球层面上都前所未有。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和中国的一系列变化到新世纪已经由朦胧而日渐清晰。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和资本投入的中心的崛起是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日益成形几乎是同步的过程。中国开始告别现代以来的“弱者”形象，逐渐成为强者的一员。新的秩序目前并没有使中国面临灾难和痛苦，而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机遇。这里中国内部当然还有许多问题，但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的两个进程已经完全进入了实现的阶段：首先，中国的告别贫困，以高速的成长“脱贫困化”正是今天中国的全球形象的焦点。其次，中国开始在全球发挥的历史作用已经能够和全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划开界限，中国的“脱第三世界化”也日见明显。这两个进程正在改变整个世界。而这种改变强烈地需要新的文化想象。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消费与大众文化一起在中国崛起的还有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当中国的人民大胆地追求消费的满足和大众文化提供的新的想象和生活方式的表征之后，他们争取更好的生活的世俗的梦想居然为中国人一百年的民族梦想的实现准备了条件。“五四”先驱者通过“新文学”提出的“强国”的梦想，并没有在“新文学”作为文化的中心的时代中实现，竟然是以一种’后新时期”的和“新文学”的话语相分离的形态中实现的，“五四”新文学提供的宏伟的、乌托邦的“中国梦”却是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具体而世俗的“中国梦想”的追求中实现的。“五四”的先驱者并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自己民族的承诺乃是最关键的承诺。所以，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的肯定当然应该是中国的“现代性”的理想的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实现却是在一种消费和大众文化的独特语境中实现的。这似乎是一个先驱者的目标和具体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间的分离的结果。
从今天看来当年的无论是“否定”派还是“理解”派其实都没有能够深入的了解消费和大众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九十年代后新时期不仅仅是市场和消费追求爆发的时期，而且是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最关键的“前期”，其历史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消费和大众文化在人们都可以认知的消极面之外，起码有一些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值得了解。这种意义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具有强烈的个体性的意识，它将个人改变命运的努力首先视为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结构的限定，个人有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能力，也有自我争取的可能。这就将“五四”以来将个人的命运放置于社会结构中的限定性的选择完全不同，显示了脱离新文学话语的强烈的逆反性的倾向。这种倾向提出了对于个人自我发展的可能。这和新时期文化中的“个性解放思潮”也有极大的差异。新时期的个性解放是强烈要求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后新时期的大众文化则只是为个人的选择提供想象。这恰恰将个人从结构中超离出来，将他们转化为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中的劳动力，成功地参与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到消费的整个链条，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准备了历史的具体的可能性。这实际上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了“五四”时代新文学提供的梦想，只是这里的方式是“五四”先驱者们不可想象的。
其次，后新时期大众文化提供了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对于未来的想象。这种想象一方面延续了新文学对于物质生活的际诺，另一方面，却扬弃了新文学有关“理想社会”的宏伟构想。将社会目标降低到日常生活满足的具体而微的选择中，对于美好生活的理想趋于世俗化和平凡化，这当然放弃了新文学理想的乌托邦色彩，提出了不同的选择。在世俗生活中发现一种具体而微的对于未来的承诺和期待。这种理想的变化的前提是对“五四”共识的超越。但这却是终构成了对于“五四”理想的“中国”崛起的期望的实现。
第三，后新时期大众文化以娱乐和消闲为美学的原则。这直接承继了鸳鸯蝴蝶派的传统，将新文学感时忧国的传统加以搁置。大众文化充分展示了消费文化的合法性。消费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却使得个人在追求日常生活满足的同时改变了历史和全球结构。
从这三个方面看，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和消费的合法性已经体现了出来，它们也参与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它们当然还存在严重的问题和缺陷。对于这些问题和缺陷的批判和否定仍然是具有高度价值的，但它的积极意义也是难以否定的。
而与此同时，“新文学”的问题和九十年代以来一直面对的挑战其实是如何和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之间对话和交流的危机。它在分析和反思历史，在追求高雅理想过程中的成就不应该否定，但面临的困难也不能不正视。“新文学”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困难，在今天可能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当“新文学”无法面对时代，无法给予时代以新的理解和思考，大众文化对于它的替代，并在中国的想象中处于越来越关键的位置也是必然的。这不是说大众文化不应该批判和反思，而是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应该更加深入地以新的视角来进行。我们的文学必须超越“五四”先驱者规定的“新文学”的话语，必须要在新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语境中提供新的想象，必须和新时代对话和沟通。没有这种新的改变，文学不会有活力；没有面对新世纪的勇气，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继承“五四”先驱者的创造精神。想想当年先驱者对于传统文学的反思和批判的能气和面对新时代的灵活性，我们会知道，对于他们的盲目的崇拜和片面的理解，其实是对于他们的基本精神的最大的背离。让我们有勇气和智慧和自己的时代一起超越先驱者的辉煌，创造自己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