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非职业化写作实乃文学之正途
作者：金 岱
这个问题突出地摆到了我们的当前来了。我想，也许文学的生存之道就在于不与影视艺术拼市场，不将文学写作当饭吃，而是走上非职业化写作的路。
文学的写作，我们国家自古以来都是非职业化的。古人之写诗作文，是绝不可能用来作饭碗的。诗文如此，戏剧、小说亦不例外，元、明清三代的戏剧家和小说家，靠写剧本和写小说来过日子的，也没听说过。西方的情形其实大概如是，荷马是不可能拿写史诗过日子的，顶多是在游历中靠唱诗换饭吃。当然，西方古代有“宫庭诗人”的说法，但宫庭诗人是否只靠写诗拿俸禄，我也还没有查实过。
文学的职业化写作，无论中外，都是由于文化市场的出现，在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这百年内，则还有由于“专业作家”体制而成为可能的。不过就今天而言，一些国家的“专业作家”肯定是完全没有了，我们国家的“专业作家”体制则在积极地改变功能，例如将“专业作家”限定在“老人老办法”的界线里，新人一律采用选题聘期制的方法，这样的选题聘期制的作家写作其实也就是非职业化的写作了。
文学的职业化写作，当然有很多利处，可也有不少弊处。
由专业作家体制，实际上是由国家和政府所保障的”职业化写作，“曾经发生过有相当影响力的功效，不过这功效的成份十分复杂。从道理上说，专业作家体制对于高层次的文学作品是应该有重要保障作用的，人类历史上，由上层社会，特别是王室、宫庭，还有教会所保障的艺术劳动，曾是人类艺术创造，特别是伟大的高雅艺术创造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条件，莫札特、贝多芬都是宫庭乐师；米开朗基罗则是由教会保障的。从形式上看，上世纪后半叶的我国专业作家体制亦正是这一类的保障机制。但是，由于我国专业作家体制，一来历史短促，二来离我们还太近，我们还无法更确切地对其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估，我们还很难以对其所发生的相当大影响的功效中，分清有多少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有多少是艺术上、精神上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那时的作家们的“职业化写作”，由于肩负了太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任务，而使艺术压得喘不过气来。当然，在一个相当远的未来，人们能够对其作出清晰和确切的政治意识形态、艺术、精神意义上的有效分离时，人们也许会发现这里面也有伟大的艺术与精神成份。但至少就目前而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专业作家体制保障的“职业化写作”，效果是有相当多问题的。
由文化市场保障的文学的职业化写作，看起来更其复杂，其实却相对简单。文化市场能够保障的文学的职业化写作，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己非常成功的高雅文学作家，成功到可靠先前出版的著作的版税过日子。但这样的作家，在写他的非常成功的作品(以至于以后能靠这成功作品的版税度日)时，一定是非职业的作家，至少绝不可能是职业化的高雅文学作家。此外，像虽然写出了伟大如《城堡》这样的高雅文学作品，生前却几乎从未出版过自己著作的卡夫卡这种的作家，是绝无福气成为此中人士的；另一类是职业化的通俗文学作家。我们今天一般称之为“自由撰稿人”，或“写手”。他们直接面对市场，面对当下的读者需求，面对尽可能多的文学受众，他们是有可能在文化市场的保障下，职业化写作的。
但是，杰出、著名和畅销如金庸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家，却并非职业作家。这作品的畅销来说，也未必见得就一定是个好路子。
更何况今天，随着印刷雄霸文化传播之天下的时代的过去，随着影视导引着的大众传播的时代的到来，专事文字的通俗文学作家，将愈来愈步履维艰，他们要么弄不下去，要么越来越多地进行文学成份日益减少的，脚本化，粗放化的文学写作。
这样，对于文学来说，非职业化写作，就越来越成为差不多是唯一可行的路来了。非职业化的文学写作，当然会有很多问题，有很多难处(例如挤得出时间写就不错了，没有更多时间精力，也不适合于走通过宣传，打广告，创品牌等一系列似乎是现代社会的成功必经之路数)，可它很可能正是文学的本质，亦很可能正是文学的真正可行的现实。
文学，自古来人们都是非职业地，非行当地从事着的，却诞生过无数伟大作品，今天它又回到这条路上来，这叫回到本来，回到文学是其所是的本质之所在。
文学的非职业化写作，对于文学来说，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避免创作中过于功利的心态。文学是精神性的创造，是面对自己心灵和人类心灵的言说，说到底，它的本质就是超越性，最怕跟风随潮，最怕只图眼前功利，根本上说是没法市场化的，伟大作品几乎没有可能是经济功利或政治功利的产物；二是有可能写得较为放松，而由于写得放松，或写得轻松，也有可能写得更好。
文学的非职业化写作，大致有三种情况：
其一是休闲时间里写来玩的，如玩扑克，玩象棋一样是一种玩法。主要是写来让自己消遣，有条件，不费力时，也发表出来，给别人消遣。
其二是作为自己的一种修身的方式，亦即一种精神修养，境界修持的方式。发表出来也是与他人的关于修身的一番切磋。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诗教传统的文化里，琴、棋、书画、诗，本来都是人生修养的重要方式。
其三呢，是作为一生之事业来干的那种。寻一个饭碗谋生，自己心之向往的，梦魂缭绕的却是文学写作的事业，职业与事业是两码事。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今天已是不时行的了。但古往今来，实在有太多的事实可资证明此话并不虚妄，也有太多的人是在饭碗之外辛苦非常地追求着写作事业的。哲学家中，常被人说到的是斯宾诺莎，靠将玻璃磨成透镜吃饭，全心所在的却是不朽的哲学写作；其实，大家更熟悉的恩格斯正是一典型的非职业化的思想作家，理论作家。马克思也是靠了恩格斯才有幸可专事写作的。所以推论起来，本质上说马克思亦应算是非职业化的思想作家、理论作家，他自己并不以他的写作谋生，只是有恩格斯替他作了“磨玻璃”的那一份工罢了。而在文学写作中这类的饭碗外的追求者，就更多了。
当然，以上三种情况并不是可以绝然分开的。作为玩的写作，就一定不是作为精神修养的写作吗?作为精神修养的写作，就不会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写作吗?
至少，“不朽之盛事”往往正是某种精神修养的事业；而写作这样的“玩法”，很可能也总有一点精神修养的意味在。
总之，非职业化的写作，无论哪一类，都总与人类文化的超越性本质息息相通。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最坏的毛病，那就是喜欢一风吹，一边倒，不讲市场经济时，便连市场经济的尾巴都要割；一讲起市场经济来，便任什么都得和市场挂起勾来。其实，真正价值重大的高雅文学，如同真正的学术一样，都是不可以产业化和商业化的(这些著作被人们普遍接受后，成为热销或常销商品，那是另一回事)，也只有不是为市场生产出来的文学与学术，才是真正属于高层次精神文化的文学与学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