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论剑华山一条路
作者：董 健
但我也有一点收获，是又一次领会了“作秀者必虚伪”的道理。过去，不少人说金庸善作秀，我将信将疑；有人说他虚伪，我则不信。我和他老人家有一面之缘，他给我的印象是谦和、热情、诚恳。那是两年前，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在一个场合遇到了金大侠。金说，很多政府、企业单位都邀请他去演讲，他不想去，倒是很想到南京大学去看看。这样，他就来了。校长办公室通知我说：“金庸是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你作为我校的文学院院长，今晚应请他吃饭，然后陪他与学生见面。”这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我尽管喜欢读大侠的小说，而且认为他的武侠小说是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最好的，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消遣品，但他与真正的文学、与大学的教育似乎没有多大的正面关系。那时我刚刚接受了《金陵晚报》记者的采访，我的观点已经发表。我特别指出，我们南京大学，从上世纪20年代的东南大学、20—40年代的中央大学，直到1949年以来的南京大学，一直保持着严谨的学风与学问之道，我们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聘请金庸这样的武侠小说家任我们的教授，更不可能聘之为文学院院长了。有我这番言论在先，我怎么与金大侠见面呢?我觉得有些尴尬，请辞再三。但校方出于“对等”的原则，坚持要我出面。这样，我们就一起吃了一顿晚饭，饭后我陪他到大礼堂向学生演讲。
见面时，金庸的谦和之态立即打消了我的尴尬。他说：“南京大学是学术重镇，仰慕已久；诸位先生是大学问家，敬佩……”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甚至对前几天在报纸上说他的那些话，有些愧疚。言谈间，我也感到，他似乎早巳知道了我那些言论，所以他一再“淡化”他作为武侠小说家的色彩，而强调他是“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递上名片，说：“请不要叫我金庸，我是查良镛，我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教授。”晚上的演讲，同学们希望他讲讲武侠小说，他坚辞再三，而他要讲的题目却是：《南京的历史与政治》。结果，他的演讲还不到一半，听众就起哄、鼓倒掌了。一位历史系同学告诉我：“这报告的学术水平连我们系的副教授也达不到。”台下一片叫声：“我们请你讲小说!”金庸急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担心出乱子，叫主持人请同学以向大侠提问的方式，稳定大会秩序。于是金大侠在提问中度过了难关。没有一个人提问什么“南京的历史与政治”，人们提出的仍然是关于武侠小说的，还有是关于他的爱情生活的，等等。只有这时，我们的金大侠才恢复了侃侃而谈、游刃有余的“作秀”。看客们看作秀，也大多得到了满足感。有的向他表示敬意，有的围着他叫他签字。
怎么说“善作秀者必虚伪”呢?我多年研究戏剧，戏剧讲的是“假定性”，以“假”见“真”。舞台上演的都是假的，人们也知道是假的，但“假”之中表现了“真”——好戏都有极深刻、极真实的精神内涵、生活体验、历史教训。但在现实生活中，就不同了，那逻辑恰恰倒了过来。你如果善于做戏、表演也就是作秀的话，人们就只能看出你的虚假来。生活中是不能当演员的，连古人都知道“礼者，伪也”。有些人看似正人君子，表演得很好，一联系实际，他的虚伪就现出原形了。就说这次“华山论剑”吧，主其事者本想容纳各种不同意见，以提高学术的涵量，所以特地邀请了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彬彬参与其事。但王教授赶到后，被告知不让他参加，但一切待遇不变。据说是有人打了招呼：“不希望有不同意见出现”。谁打的招呼呢?活动组织者本来就是想有不同意见，才邀请了王。难道是有关领导为了“尊重”金大侠而下禁令?难道是金庸本人“不希望有不同意见”?都不便猜测。我只记得上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中，王彬彬对金庸那些“大不敬”而实际上颇为深刻的评论，尽管使那些金迷们恼羞成怒，但却得到了不少有新思想、新观念，也就是有理性和启蒙意识、批判意识的人的赞同。尤其是王教授的《文坛三户》一书，对金庸与金迷现象更有学术层面上的分析。这些金大侠当然心知肚明，不愿意有人到场来干扰他作秀的快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仍希望这不是出自金大侠的“指示”，如若这样 ，岂不连起码的“侠气”也一扫而光了。
最令我吃惊的是，在这次活动结束之时，金大侠居然高风亮节地说：“这次活动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我的天!鲁迅说，当他把事情尽量想象得更坏一些时，往往事情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想。中国的有些文化现象和“文化人”，不剥掉三层皮，不放到理性的硷水里煮三遍，你是看不清真面孔的。“华山论剑”是金钱与精力的浪费，但我感谢它给我上了一课。
常言道，自古华山一条路。登华山论剑，不确定因素多多。弄不好，是很容易出洋相的。祝金大侠长寿!祝王彬彬健康!我希望能有人组织一次金王对话，许多人一定是热心观众。
2003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