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大师终是大师 废话就是废话

作者:李少冰




  今年第一期《文学自由谈》上刊载的韩石山《自省、调适与其他》一文(以下简称《自省》),通过近乎自传性的文字谈了一些个人经历、体会和对文学诸问题的看法,告诉人们如何度过一生的读书生活。应当说,该文的选题和中心思想是可取的,较有参鉴意义。但是,韩先生在文中借“其他”一词概念提出的局部但属于重要的看法或观点,却令人感到十分惊讶。
  韩先生在《自省》一文中一方面从根本上贬损和否定了我国文学领域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作家及其作品,其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其二是鲁迅及其作品;另一方面,又随意地拔高了两位现代作家及其作品,其一是郁达夫及其散文,其二是徐志摩及其散文。
  韩先生认为,《红楼梦》一书“也就那么回事”,其理由是,《红楼梦》的“白话文水平,远没有超过《金瓶梅》”;“全书叙事冗繁,没有多少生气”,读了令人生“烦”而不可卒读;他还一直认为,“那些吹捧《红楼梦》如何如何的,要么是人云亦云,要么是假充斯文”。对于鲁迅及其作品,韩先生虽然认为鲁迅“思想之深刻,见解之超卓,都没说的”,但他的“文章”(包括小说和杂文等)却“未必”有“多么好”,称鲁迅为“新文化的领袖,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实在是名不副实”,他只能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文大师”。其理由是,鲁迅的文章“行文干涩,不丰腴,没有什么灵动之气”,其中只有“几条干巴巴的筋”,“很难看到一段情绪饱满、酣畅淋漓的话”,即使是后期的杂文,也只“剩下”了“冷嘲热讽和杀伐之气”。而这又是由于鲁迅的文章“基本上是从古文脱出来”的结果,与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没有什么不同”,因而鲁迅是“借新文学之名,行古文学之实”。
  与对待《红楼梦》和鲁迅及其作品的态度相反,韩先生认为:“现代作家中,文章写得最好的,一个是郁达夫,一个是徐志摩。”又说,他们是“中国”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家”。其理由是,二人的散文“情感丰富,意绪飞扬,句子清爽滋润而又新奇风趣”。由于韩先生的话中用了“最好”一词,那就意味着郁、徐二人的作品超过了鲁迅(但没有认为超过《红楼梦》,因为韩先生用了“现代作家”一语作了概念限制);郁、徐两位作家其人则则不仅超过了鲁迅,而且也超过了唐宋八大家,因为鲁迅只不过是一般的“优秀作家”,而鲁迅的文章与唐宋八大家又“没有什么不同”。
  对于贬损和否定《红楼梦》和鲁迅及其作品,本文不打算作具体辨说。这是因为,《红楼梦》和鲁迅及其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被公认的界碑,并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地位,任何人的贬损和否定都只能是蚍蜉撼树,无济于事;他们的伟大及其影响,决不会因为个别人的贬损和否定,而失去其太阳般的光辉。其实,关于韩先生这样贬损和否定《红楼梦》和鲁迅及其作品的观点,并不新奇。文学界的人都知道,《红楼梦》刚一出世便被列为禁书;攻击和围剿鲁迅及其作品,在鲁迅生前及身后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但是,那些毁禁、攻击和围剿起了什么作用呢?作用倒是起了,只不过起的都是反作用罢了。至于郁达夫和徐志摩的散文,在现代作家中是否“写得最好”,这二位作家是不是超过鲁迅和唐宋八大家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家”,也不值一辩。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不用全民公决,也自有公论。因为他们的作品都摆在那里,稍经比较,便不难判断。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韩先生看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值得推敲。韩先生贬损和否定《红楼梦》观点的提出,根据不足。韩先生在《自省》一文中说,他只“看过一遍”《红楼梦》原书,而且是在“年纪不大”的时候看的。我们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反映重大社会现象和问题的鸿篇巨制,需要具有相当社会阅历和经验的人反复阅读才能读懂,而韩先生仅凭少小之时读过一遍就大胆加以评论,是完全凭借极幼稚、极肤浅的感性认识。仅凭这样的认识作理性的判断,自然难免不有痴人说梦之嫌。他说《红楼梦》中多次的“宴饮诗会”、“吃螃蟹”、“赏菊花”等细节描写,读了令他生“烦”,其实他就没读懂《红楼梦》,没能从全书总体上理解这些细节描写正是全书中不可或缺的一些环节之点,它们对书中许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及其形象的塑造,都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特别是那些诗会中的诗,艺术性更强,已经成为红学研究专家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的你没有读懂,使你发“烦”,就能使所有的人发烦?至于说所有赞赏《红楼梦》的人,不是“人云亦云”,便是“假充斯文”,这就更是对所有《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诬蔑了;不知道那些红学家们听了这句话后是什么感觉。至于说“许多老同志说《红楼梦》好”的原因是“听了毛主席的话”,那么在毛主席以前和身后,社会上都有不少人说《红楼梦》好,那又是听了谁的话?由此可见,韩先生的话说得也太草率了。这是态度方面的问题。
  韩先生看问题的方法也需要推敲。这里所谓“方法”,主要是指从什么角度去看问题。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要着眼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看题材、思想或主题等内容,二是看结构、表达方式、技巧、语言等形式,而且要将两者综合或结合起来看。只有内容与形式都好,又能完美结合,才能属于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应该说,《红楼梦》和鲁迅的作品,都是这样的作品,而且都是内容和形式最好、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品。但是,韩先生评价文学作品,仅单纯、孤立地从语言艺术角度出发,判断其优劣。能抛开内容,仅仅因为《红楼梦》“白话文水平”没有“超过《金瓶梅》”,就说《红楼梦》“也就那么回事”吗?也不能抛开“思想之深刻,见解之超卓”,仅仅因为鲁迅作品“行文干涩,不丰腴”,就说鲁迅的作品与“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没有什么不同”。况且,《红楼梦》的“白话文水平”,果真远没有超过《金瓶梅》?只要大略地对这两部书的语言加以比较,《金瓶梅》的语言何其粗略,而《红楼梦》的语言何其精审(当然,这属于个人水平所限,而非态度和方法的问题了)。同理,我们也不能抛开题材、思想或主题,单纯以“情感”、“意绪”、“句子”来判断郁、徐两位作家散文的优劣高下。况且,《红楼梦》和鲁迅文章的“情感”、“意绪”和“句子”(语言)果真不如郁、徐二人?不同的作家、作品有不同的风格。不同读者喜欢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完全可以自由。而韩先生因为自己不喜欢《红楼梦》和鲁迅及其文章,并作极度贬损和否定;自己喜欢郁、徐两位作家及其散文,便作无限褒扬推崇,作为个人好恶,应该是允许的,但不能据以论断优劣高下(这又属于文学鉴赏论的范畴了)。
  韩先生的高论,如果出于文学界之外的人,我们也可以理解或谅解,但出于韩先生这样在文学领域有所成就并颇有名气的作家之口,就不能不令人惊诧和不解了。他对我国最优秀,同时又属于世界级著名文学家及其作品尚且作如此贬损和否定,人们就很难知道,韩先生最高的创作追求是什么标准了。于是,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韩先生究竟为什么会发此高论呢?读罢《自省》全文之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才有所理解。
  其中原因之一,是韩先生发表言论特别追求标新立异,有意离经叛道,而且很注意抓住“机会”。在《自省》一文中说,他在30多岁学习创作时就这样认为:“人要珍惜机会,给了机会就别放过。要说就说出新意来,陈词滥调的话趁早别说。”他当时就抓住一次讨论会的“机会”发表过“少妇论”,“断言”过,“一部世界文学史,就是一条站满了裸体少妇的长廊”。这次,韩先生又抓住“自由谈”的机会发表了上述新论。公正地说,追求标新立异,甚至离经叛道属于创新意识。但要注意,只有言之成理,同时又有真凭实据才属于有价值的创新,否则便是奇谈怪论。上述韩先生所发表的新论即属于后者。例如,韩先生仅仅依椐他“年纪不大”的时候,只“看过一遍”《红楼梦》后,因“叙事冗繁”而生“烦”的感觉为据,便论定《红楼梦》“也就那么回事”之理,其理确是有了“新意”,但它能立得住脚吗?这样追求创新,不发奇谈怪论才奇怪呢。
  韩先生发此高论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对基本的文学理论不够熟悉,但又敢于放言高论。仅就《自省》一文来看,他对基本文学理论的理解和把握还接近外行。且不说上述判断文学作品标准存在问题,就是对属于文学理论中一般常识性概念也认识不清。例如,散文与游记和杂文都属于从属关系,即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散文的范围之内,既包括游记,也包括杂文。但在《自省》一文中竟把“散文”和“游记”分列,又把“散文”和“杂文”并提。这是很令人见笑的。又如,他在《自省》中重提早年“断言”的“少妇论”,当作妙论公诸于世,可见至今观点未变。其实,这是极为荒唐的谬论。有哪一位文学理论家会认可韩先生的“少妇论”?这不也是文学史上的常识吗?韩先生还说,从事文学创作,“说白了就是说废话,所谓的语言艺术,就是废话的艺术。正经话,谁说都一样,没有艺术可言。只有废话说得好的,才叫懂得艺术性,才叫文学语言”。韩先生的这段话,我们可以帮他概括为“废话论”。这个“废话论”,可能是由章克标类似的一段废话言论生发出来的。《自省》一文引证了章氏的那段话:“一部书当中,一定要有许多废话、荒唐的话、无聊的话、可有可无的话、乱七八糟的话,才能成为一部好书。”请看这段话里,究竟有多少话是正经话!可是,韩先生竟然特别欣赏并肯定这段话,同时,因为章氏善于写废话而认为章氏“是个会写文章的”。人们不能不问:“废话论”究竟是哪家的理论?难道说“正经话”真的就“没有艺术可言”?以此推论下去,则所有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就都是“废话说得好的”产物了。真是岂有此理!韩先生30多岁发明了“少妇论”,接近60岁又发明了“废话论”,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其文学理论水平究竟有多少提高?韩先生大学期间学的是历史,以后又成了文人。他说自己中年以后还作了学问,但人们认为他仍然是一位文人而不是学者,或者他只能被称为文人式的学者。他在《自省》一文中说,由于他是大学本科毕业,又当过10年中学教师,所以在1980年中国作协讲习所学习创作时的蒋子龙、王安忆等10位学员当中,他“还是有品位的”,“在学识上,训练上,总要高些”。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有自夸之嫌。那是他的自我感觉。使讲历史知识,这话也不一定可信,这是因为,他虽然在大学读的是历史本科,其时全处在基本没上课的“文革”期间,毕业后教书时又侧重于文学创作,最后成为职业文人,故其历史知识恐怕有限;关于文学理论知识,当时他的文学水平也就相当或稍高于中学语文水平。以后成为文人,由于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对文学创作的“品位”、“学识”和“训练”也许有相当的认识,但其文学理论基础,大约也不会大幅度提高。要知道,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虽然联系紧密,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由于以上原因,加之韩先生身居省级刊物主编要职,量洪胆壮,发言毫无顾忌,于是便有了上述一番高论。这也不足怪。因为文人毕竟是文人,不能要求文人都成为文学理论家。我们只是要求文人公开发表言论时,切忌过于随意,信口开河;尤其是当过教师的人,更不能放任纵情,以防贻误我们的下一代。这里顺便说一下,章克标先生,是何许人?他是浙江海宁人,30年代参与编辑过《人言》杂志。可以说他就是以说“废话”起家而成为著名文人的。章克标不但提倡“废话论”,而且是善于说“废话”的文人。1933年上海绿扬堂出版过他的《文坛登龙术》一书(上下册),1934年印行第3版。该书的写作目的,是引诱青年投机取巧,不择手段而登上文坛,成为“文人”或“作家”。他无限吹捧文人或作家职业的优越性,说这种职业是一种“顶坚固,顶可靠的职业,颇可比之铁饭碗”,它有“种种说不尽的好处”(第7页);“文人又尊贵,又有财,又有美的异性,天下顶好的福分都汇集于一身了”(第11页)。要想成为文人,必须学会“一切麻醉性的游玩”,包括“谈恋爱”、“喝酒”、“打麻将”、“听戏看电影”、“去公园找女人”(第121页);文人“修养”要“老其面皮”,不要有“羞耻之心”(第43页);“气质”要“风流放诞”,“对于异性,见一个爱一个”(第64页);要善于吹牛(第68页),等等。总之文人“生活的精髓”是“烟酒”、“嫖赌”、“欠债”、“放浪”,等等。这里仅仅摘录了若干提要性的“废话”,该书中具体的“废话”简直连篇累牍,几占全书的90%以上。《自省》一文介绍章克标近年还出版一部自传《世纪挥手》。据韩先生说,该书原稿共有100万字,出版时被编辑删掉约70万字,可见其中废话之多。
  韩先生不仅推崇章克标的观点,提出了“废话论”,而且还在实践中亦步亦趋。他在《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1期发表《自省》之后,紧接着又在第2期发表了《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一文。胡小宁先生在《文学自由谈》第3期撰文说,韩先生《凭吊》一文,占“十二个页码,一点意思,绕来绕去,绕的人头晕目眩,很没意思”(《两个小问题》)。由此可知,《凭吊》一文,废话连篇;韩先生望章氏之尘,可及也。不过,这里也说两句近于废话的话:大师终是大师,废话就是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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