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同学中最惨的还是林昭
作者：周东江
我不知道在那个年月里中国究竟有多少像林昭、张志新、遇罗克这样不屈的灵魂，我不知道当时的每一个知识分子是如何在心灵上面对这一次又一次席卷他们的政治狂澜的。刘发清先生在《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一文的结尾处写道，1985年，他游览了古城苏州，回到广州以后有同学问他：去看了林昭的坟墓没有?他这才知道北大的几个同学凑钱在林昭的故乡苏州给她修了一个座墓。“我到苏州没有去看她，真说不过去，令人黯然。可是我又想，倘见了她，我能说些什么呢?就说‘安息吧，林昭’吗?对此废话，林昭的英魂，即使在天堂上抑或地狱里，她乐意听么?想来想去，我似乎找不到一句适当可说的话，我只默默地对自己说：惭愧吧，后死的苟且偷安的‘须眉浊物’!”
这一段文字像一枚高手发出的暗器，深深地击中了我的心。刘发清作为一个与林昭同时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大西北数十年，直到晚年才返回广州、才成家立业的知识分子，面对自己的另一个遇难的同学，仍然产生了深深的惭愧和自责。我不知道当年那些残酷地迫害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和成千上万的无辜者的凶手和准凶手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罪恶?那些冷漠麻木的旁观者，该如何面对自己灵魂的残缺?
我一向反感的就是这一句话：历史上的事件应该让历史和社会负责，个人是无法承担责任的。于是，“文革”结束以降，我们看到的都是全民愤怒控诉那个罪恶的时代，似乎人人都是受害者，那害人者哪去了?有谁敢于站出来承认：“我当年迫害过谁谁谁”?有谁曾经为自己犯下的罪与错忏悔不已?我不相信，如果只有领导者、号召者，没有数以万计的忠实和残暴的执行者，没有数以千万计的一呼百应、群情振奋的追随者，一场运动能够如此顺顺当当、波澜壮阔地发动起来?
日本是个善于健忘的民族，它的健忘和无耻一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多少次面对日本的健忘和无耻总是习惯地很受伤很不解地责问它们：日本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在健忘和无耻方面，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很受伤很不解地责问过自己，中国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我的老师生寿凯先生，一位沉默和正直的老报人，作为副刊编辑，多年来他致力于发现和培养文学青年，一批又一批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在他的悉心扶植下得以走上文坛。我没有想到，他竟是林昭的同班同学。
就在那个懒洋洋的冬日。我读《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看到了林昭的名字，看到了写林昭的作者刘发清先生的名字。我突然记起若干年前生老师好像提起过他的一个同学也叫刘发清。
抄起电话一问，果然，刘发清、林昭和他同是北大同学。而且，林昭和他是同班同学。
在生老师的记忆中，林昭是一个很秀气、很内向的女孩子。喜欢读普希金的诗。有一次她如愿读到诗集《叶甫盖尼·奥涅金》，兴奋得不能自己，特意把诗集借给生老师，让生老师与她共同欣赏。
这样一个诗一样纯净诗一样美的女孩子，自然会招致别人的妒嫉。反右运动一开始，她就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她超越了个人的得失，对整个社会的悲剧进行了审视和思考。同残暴的势力进行不屈的抗争，直至被捕，直至1968年被枪杀。消灭一个如此美丽的生命，刽子手们尚嫌不过瘾，还理直气壮地跑到她的家里，找她的母亲讨要五分钱子弹费。即便杀人者是流氓、是土匪、是恶霸、是毫无人性的豺狼虎豹，能做得出如此卑劣至极无耻至极伤天至极害理至极的事情么?
可是，这一切在那个时代就这么顺理成章!
据生老师讲，他们当时的同班同学，有将近一半的人和林昭一起被打成右派，如刘发清还有一部分上了名单的候补右派，如生老师。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各有各的原由，林昭是因为有思想有才情，有的同学是因活泼开朗，而有的同学又竟然是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被视作“心理阴暗”或“心怀不满”而被打成右派的。这些右派同学毕业分配时绝大多数被发配到了大西北(其中一些“名额”是右派主动认领的，明知反正拖不过去，不如争取个主动)，林昭是侥幸因身体原因“漏网”发配的极少数右派之一，但谁能想到还有更大的惨剧在后面等着她!
谈起那些同学，生老师连连说了几句：“惨极了!”
生老师介绍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大西北的同学，有的至今留在原地，“落实政策”后到县里的小工厂当个工人。即便是比较幸运的如刘发清先生，当年在窑洞里与耗子们为邻，苦熬了大半生，才得以返回家乡广东的。
当然，最惨的还是林昭。
一个民族的兴衰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其中思想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一个时代大肆迫害思想者、大肆消灭这些人类中最优秀的分子时，这仅仅是一个时代的不幸吗?
刚烈如林昭者永远地逝去了，给她的亲人、朋友和同学们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也给这个民族留下了永远的伤痛。